网套机【视频】梅贻琦：西南联大的掌舵人，服务清华47年之久，被海峡两岸尊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职业精鹰

【视频】梅贻琦：西南联大的掌舵人，服务清华47年之久，被海峡两岸尊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职业精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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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1 品学兼优 留学美欧
2 任清华校长 掌舵西南联大
2.1 艰难前行
2.2 中间立场
2.3 寡言君子
2.4 自喻王帽
2.5 成就斐然
3 创立台湾清华大学
4 教育理念
4.1 学术自由
4.2 民主治校
4.3 通才教育
4.4 德育观念
5 家族故事
6 一代斯文随风去 终身校长梅香存

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让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后来居上与北大齐名。
他执掌西南联大8年，在硝烟与战火中培养出无数大师，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峰。
他创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高等学府。
他担任教育部长，成就大、影响远。他生前掌管着几千万美元的庚款基金，身后却无分文存款。
一颗丹心来，两袖清风去。
他就是被海峡两岸尊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教育家蒋梦麟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梅贻琦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纪录片：先生梅贻琦
1 品学兼优 留学美欧
梅贻琦，字月涵女红巨人，1889年生于天津。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梅家从此成为津门望族，诗书传家。梅贻琦的父亲梅曾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中落，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每况愈下。
然而，梅父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在天津大儒严修家塾读四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
1904年，梅贻琦15岁时入天津南开中学，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张伯苓后任南开大学校长。
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
1909年6月，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6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之一。

少年时代赴美留学
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留美学生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1909年11月，梅贻琦到达美国时，却错过了大学的开学时间，被安排在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梅在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时已经是大学生了，被安排在中学时却乐观地说：“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犰狳鞋。”
1910年，正式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修电机工程专业，1914年获工学学位。因家庭经济困难陈瞎子，他不得不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1915年9月到清华任教。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梅贻琦美国留学期间与同学合影
1921年，梅贻琦在清华任职期间，再次赴美进修，入芝加哥大学研习物理，获工程硕士学位。次年，游学欧洲大陆，梅贻琦遍历欧洲后，写下了《欧游经验谈》一书。多次海外学习经历，奠定了梅贻琦「学贯中西」、「民主治校」、「学术自由」、「大师之谓」等的思想根基。
梅贻琦36岁担任清华物理系首席教授。翌年，任清华教务长，42岁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清华大学任期最长校长生涯，任两岸清华校长达23年，前后为清华服务达47年之久。
2 任清华校长 掌舵西南联大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华校长屡屡更迭，任期都很短。因为这些校长往往挟政治势力而来，与清华学术独立于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悖，这些校长接连被师生们驱赶。1930年罗家伦辞职后，清华经历了11个月没有校长的时期。网套机
学生提出，新校长要满足五个条件：
1、没有党派色彩
2、知识渊博
3、要有很高的威望
4、人格要高尚
5、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
那时，梅贻琦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管理全美各地的清华留学生。1928年，39岁的梅贻琦接到调令。当他重回清华时，学生们都抱以观望心态。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上，发表了一段极为诚恳的讲话：“(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一介鲁夫，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认为师资是大学第一要素。在他任期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钱钟书、夏鼎、张荫麟“四才子”，物理系有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三钱”，数学系出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三杰”。众多大师，多为学贯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学，只见山高水长。

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家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
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与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三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如期开始上课。然而，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临大也不得不另做考虑。
1938年2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张、蒋、梅三人任常委，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工作实际上落到梅贻琦一人身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2.1艰难前行
西南联大迁至云南昆明，表面看是一所大学的搬迁，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实际上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
南迁分三批进行。一批是全体女生和体弱不适合步行的男生，走水路。一批出境，经越南辗转至昆明。最后一批则要打着“湘黔滇旅行团”的旗号，全程步行，途经3个省份，跋涉1600余公里薛韵芳，日夜兼程68天，旅行团全体成员才终于抵达。
西南联大刚建立便遭遇了许多困难，梅贻琦不仅要考虑如何安排这么多人的食宿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解决校舍、增添教学设备的基础上，如何稳定并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解决校舍缺等问题，梅贻琦需要和当地政府不断协调，以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教学设备短缺等问题，梅贻琦需要往返于昆明、重庆之间，以最大的可能获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得到必须的经费。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至就业安排等均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年父亲必须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1941年春夏父亲和郑天挺、罗常培两先生到重庆办事，以后去了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最后到成都访问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都是土墙茅草屋。每个房子放20张双层木床，用帘子隔开，四个人只有6平方米的空间。 年轻时在此就读的杨振宁，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对这段特殊的日子仍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电影无问西东：西南联大学生上课情景
为了赚点外快补贴师生们的拮据生活，梅贻琦带领学生组建服务社，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有次上课时迟到了，梅先生歉疚地解释：“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同学们却纷纷拭泪，他们知道校长为了办学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连师母都得去街上摆摊做生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越南，云南一下子从后方变成了前方。
日机几乎每天到昆明上空轰炸，西南联大的校舍也曾数次遭轰炸，人心惶惶。此时的梅贻琦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但他镇定领导，全校师生照常上课。日机一来，师生们就必须跑警报，疏散开来以减少损失。这个时候，紧张的氛围不免使大家慌乱，但梅贻琦的镇定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何兆武回忆：“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那时他快60岁了，但从来不跑，神态平静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毫不慌张，而且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嫡亲贵女。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付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电影无问西东：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情景
梅贻琦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
▌2.2中间立场
梅贻琦不喜政治，他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
抗战暴发前夕，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
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每次学生们出了事，梅贻琦会第一个冲在前面，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涉，尽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生们曾将梅校长跟警察打太极的话编了一段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打油诗，将梅贻琦与当局交涉时慢条斯理的意态神情，刻画得跃然纸上。
西南联大办学8年，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还有地下党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组织。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
1946年6月梅赴南京，蒋介石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蒋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梅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安定，研究设备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后梅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他解释说，此数人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梅继续解释，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生活问题实甚重要。”随后，梅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傅任敢先生在文章《值得我们学习》中曾这样评价梅先生：“做领袖的通常是两种人，一种能够让人慑服，一种让人悦服。梅校长毫无疑问是第二种。”
梅贻琦虽然不参与政治，但特殊情况下也会做特别处理。1941年，美国志愿空军来华参加抗日战争急需大量的英文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四年级男同学参军，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从1941年到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2.3寡言君子
梅贻琦不爱说话，但教书却非得说话。任教半年后，梅感觉自己并不是很喜欢教书。回天津时见张伯苓先生，他表示自己对教书没有特别的兴趣，想换一份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叶家妤。”于是梅贻琦继续回到北京老老实实地教书。没想到这一教就是一辈子，清华历史上多了一位“终身校长“，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说起梅贻琦的性格，叶公超有过一个精准的三字概括——“慢，稳，刚”，也有人称之为“寡言君子”。
梅贻琦的“寡言”是出了名的。年轻时，梅贻琦经人介绍，认识了未来的夫人韩咏华。第一次见面时，两个人都没说话，光媒人在一边不停地说，回来后媒人以为两人都不愿意，就没再提。不料梅贻琦早就看上了韩咏华，当天就写了一封信。韩咏华一看信，写的还不错，就交给了父亲。父亲一看，虽然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未来必成大器，当场拍板同意此事。

梅贻琦夫妇及长女
两人订婚后，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听说了，赶紧跑来跟她说：“梅贻琦我认识，半天不说一句话，你可得想好了，千万别一时冲动！”韩咏华看上了梅贻琦的才华，就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梅贻琦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梅贻琦总结自己当校长的经验时曾说过，“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黑翼血环。”
陈寅恪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2.4自喻王帽
1940年9月，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曾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说：“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南陵人才网。”
梅贻琦则回答道：“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百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看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而已……”

在梅贻琦任清华校长之前，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2.5成就斐然
在抗战八年的艰苦环境下，西南联大一共有8000多名学生入学，完成学业、考试合格毕业的有3882人。这些毕业生，后来成为各领域的大师。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2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4名、两弹一星元勋14名、两院院士171名，还有包括汪曾祺先生在内的人文大师100多名。

1946年，西南联大结业典礼
梅贻琦先生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出了在今看来也要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
3 创立台湾清华大学
1948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体，清华搬回原址。 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
据说，梅贻琦离校那天，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梅先生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龙蕾。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给自己定的薪水为300元，与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标准一样，只能勉强维生，妻子还需外出打工。政府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将薪水提高为1500元，他不同意。
1954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在美国毕业，决定返回大陆。梅贻琦尊重儿子的选择。

梅贻琦夫妇与儿子在美国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是一所中等规模的一流大学，面积只有台湾大学的三分之一，师资人数只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五分之一，但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名列37位，北京清华大学名列55位。
4 教育理念
梅贻琦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
▌4.1学术自由
1945年11月5日陆林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认为办大学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做高深的学术研究，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选教师坚持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就只凭真才实学。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名单中，他给出了四个名字：留美博士赵元任，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维新领袖梁启超，还有一个是，在欧美游学数年，却无任何文凭的陈寅恪。他和国学院四大导师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大数学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学读完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没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1939年被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此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认真讲授写作课。沈从文培养出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大大滋养了学生。
▌4.2民主治校
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通过“民主治校”的制度，让教授参与学校管理。最体现民主办学精神的是清华大学三会制度，即教授会、校务委员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全体教授组成，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行讨论；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承担学校日常行政责任；评议会为清华最高权力机构，由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加上教授会推选的若干位代表组成，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评议会决定才能施行。
梅贻琦常说教授才是学校的主体，校长只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即便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也一直沿袭“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营造了民主、自由的校风。
▌4.3通才教育
翻看联大的师生名录：
叶企孙、陈寅恪、赵元任、吴有训、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钱三强、钱学森、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林徽因、吴晗、吴宓、潘光旦、卞之琳、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礼冯至、刘文典、穆旦、赵以炳.……
真的可谓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教员合影。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二排右三为闻一多
所谓大师，是因为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不仅仅是专才，更是通才。这得益于梅贻琦超前的教育理念“通识教育”，主张学生先通后专，即“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新生入学第一年不分文实，各系学生一律实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进入各自专业领域。通才教育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重在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超越了功利性与实用性。
清华校友、著名史家何炳棣在《大学与大师》中说：“我国20 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梅师掌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 这才是真正的“大师之大”。这才是真的“联大之大”。余超颖
▌4.4德育观念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元培一样，梅贻琦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在德育中，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猎车兽魂。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以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梅贻琦提倡体育，除了锻炼个人的身体外，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
群育源于梅贻琦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5 家族故事
梅氏家谱上的始祖梅殷，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大脚马皇后"所生的二女儿宁国公主的丈夫。梅殷上下5代人中，有2人在《明史》立有列传，有6人被提及姓名事迹。梅殷由伯父梅思祖抚养长大，梅思祖在明朝灭元的战争中屡建战功，被封为汝南侯。
《明史·宁国公主、梅殷列传》记载，梅殷"天性恭谨，有谋略，便弓马。太祖十六女诸驸马中，尤爱（梅）殷"。梅殷做过山东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
永乐三年，梅殷信守岳父朱元璋要他保护建文帝的要求，反对妻兄明成祖朱棣篡夺侄儿建文帝的皇位，被人谋害。朱棣封梅殷长子梅顺昌为"从一品中军都督同知"，封梅殷次子梅景福为"正三品旗手卫指挥使"，以作为安慰和补偿。
此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梅殷的重孙梅满儿受封为天津右卫指挥使，并世代承袭镇守天津，直到明亡。梅氏家族就是从那时起定居天津的。
梅贻琦的父亲梅曾臣育有五子，个个都是人中翘楚，子孙人才辈出。
长子梅贻琦，任清华大学的校长。
次子梅贻瑞，毕业于京师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系，国学功底深厚，提倡白话文。
三子梅贻琳，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霍布金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是个双博士"超级海归"。回国后先任国民党首都南京市卫生局长，继任陪都重庆市卫生局长。
四子梅贻璠，早年由清华转学天津北洋河海工程学院，从事邮政事业，周恩来任命其为山东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五子梅贻宝，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务主任、文学院长、代校长。后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6 一代斯文随风去 终身校长梅香存
1960年，梅贻琦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1961年，在台大医院住院的的梅贻琦（左一），探望同在住院的胡适（右一）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蒋梦麟等人撰祭文：“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
梅先生逝世后唐诗咏老公，秘书把他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
梅贻琦去世后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墓前广植梅花，取名为“梅园”。蒋梦麟写的碑文中赞道：“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 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

北京大学著名国学大师毛子水先生，平实而中肯地评价梅贻琦先生：“我尝独居深念，觉得要使我们在文化上能够和世界文明的民族并驾齐驱，唯一的方法只有努力于教育。所谓‘努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宣传，亦不是自欺欺人的表面工作，乃是遵循正直的大道切切实实，一丝不苟地做去。能够这样做的教育家，半世纪来，我们国家里为数极少；而月涵先生则是这个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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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晓冬，云大学首届毕业生，不懂教育的文艺小北漂，正在整理创作教育家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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