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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倩
政策确立过程
蒋介石于1931年7月针对宁粤对立首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但当时还只是一种口号，并未形成主导南京政府的既定国策。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表白要抵御外侮,但前提是国家统一，之后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时蒋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的时间应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
政策的内容
“安内”大致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共及其红军;其次是清除党内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再次是加强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增强御侮能力。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后攘外主要针对日本。
在安内的方式上，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蒋介石坚持武力统一，尤其是军事剿共，国民党所坚持的内战的“统一”观，势必将严重削弱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消耗国内的人力、物力，损伤自己而利于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注重加强经济、交通、国防等方面的建设，以增强抵抗日帝所必须的军事、经济实力。
政策的转变
1934年，这一政策倾向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福建事变的平定及对共军事的初见成效，蒋自认安内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对日抵抗逐渐成为他认真思考的问题。1934年开始,蒋对“攘外必先安内”已很少使用,1935年后,即基本不再出现。“攘外必先安内”向与其相对应的“安内攘外”转移。
“安内攘外”和“攘外必先安内”虽没有绝对的区别,两者间有相当的继承性,但其政策的重心明显向攘外准备方向转移。安内的内涵仍为三点,但重点转向建设，方式也更具包容性，如发起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进行法币改革，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与中共秘密接触，尝试和平解决中共问题。
对这一政策的评价
以前大陆学者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国土沦丧，内乱不止，百姓受苦，国家受难，因而，它不存在任何半点合理性，是反共独裁、亡国灭种的政策。
以前台湾学者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价大都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后退决战”的正确原则，“争取到了四年充实国力的时间”。是“以空间换时间长期抗战战略的实施”，认为安内是达到攘外的过程，最后目标是‘抗战建国’。
黄道炫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
熊宗仁认为，“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总之，认为“安内攘外”是一种抗日论，全面肯定，否认这一政策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之，认为这一政策是投降卖国战略，全盘否定，也是不恰当的。“安内攘外”实质上是对外的妥协战略，但妥协不是为了最后投降，而是为了“谋和”以求苟安。谋和不成，抗战的准备和决心是有的。因此，不能将这一政策与投降卖国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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