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倩这财政部长是有多么的坏？才被老婆抛弃的-SHAN渐清如宿设计

李亚倩这财政部长是有多么的坏？才被老婆抛弃的-SHAN渐清如宿设计

李亚倩
他才华横溢风头一时无两，
他年纪轻轻就已位居高位，
可后来，
他成了“大老虎”两次被揪出打倒，
最终妻子自杀，子女和他断绝关系。
众叛亲离，晚年境遇凄凉，
即使到他临死前，
子女们都不肯见他最后一面。
既然如此，他肯定很坏吧，
落得如此地步，该是人人拍手叫好，
可即使在他逝去40多年后的今天，
仍然有无数人尊敬他、怀念他，
这一切究竟是为何？
12月3日，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终于可以将他的真实故事说出……
他，就是顾准

1915年7月1日，他出生于上海，
父亲经营棉花生意，但却后来破产，
以至他读到初中，就因家境贫困，
不得不选择辍学。
可一生都只有初中文凭的他，
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旷世奇才！

顾准曾就读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
他有多奇？
先是辍学后，在亲友推荐下，
进入“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
创办的会计事务所做练习生。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
在事务所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虽是练习生，但一有空就钻研会计学，
没想到他天资聪颖，居然无师自通。
悟性非凡的他引起了潘序伦的注意，
短短时间内，他就连升几级，
由练习生一跃成为会计夜校的助教，
之后，便开启了他开挂般的人生。

潘序伦与少年顾准
1929年，他承担大学专科教科书，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的编辑助理。
在此期间，他还独立编写出，
《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
作为教科书的配套读物，
这时的他，才14岁。

1930年，
他出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总负责人。
这时的他，才15岁。
1932年，
他与潘序伦合写了《政府会计》，
该书当时规范并理顺了政府的会计核算，
这时的他，才17岁。
1934年，他出版了《银行会计》，
这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
并被列入了大学丛书。
同时他也在圣约翰大学、
之江大学等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
他能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
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
名牌大学学生都深为折服。
这时的他，才刚刚19岁而已！

之后他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
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
20岁时，已是个妥妥的成功人士，
月薪高达300大洋，要知道，
同时期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
月薪才8块大洋。
他不仅带领家人脱贫，
也使自己在会计学领域声誉鹊起，
人们都惊叹他是“奇特的天才少年”。
可谁能料到，此后的岁月里，
这个天才却只能在无尽的孤独中，
不停燃烧自己，直至灰飞烟灭……

随着“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事件的相继爆发，
爱国的他坐不住了，
开始为救国存亡，燃烧自己。
当时，他用自己事务所身份做掩护，
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地下抗战，
在他的帮助下，
地下党员渗透到银行、外企等各行各业，
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
他还成功说服上海皇帝杜月笙，
把一千件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
全部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1935年，他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5年后，满腔热血的他从会计事务所辞职，
打算奔赴前线抗日救国。
潘序伦十分喜爱他，
为了挽留他，甚至提出，
把立信会计学校交给他全权打理，
这可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啊，
可他却拒绝了，潘序伦知道他心意已决，
送别当天，潘序伦不舍地流泪相送。
之后，他就真的扛起枪，
在抗日的最前线去冲锋陷阵了，
哪里需要他，就往哪里去，
一路风尘仆仆，
用他的聪明才智，用他的热血，
竭尽全力为抗日救国做贡献。

1946年，顾准，陈同生，刘晓合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他欣喜不已，
对未来的新中国有着无限的期盼，
当时新中国正极缺懂经济的人才，
他决定，
为新中国的建设，再次燃烧自己。
这一年，才34岁的他就被任命为：
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
掌管了，
远东最大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
几乎走到了人生的最巅峰，
第二年又兼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他实在是太聪明了，
一般人想专心做好一件事都难，
他三心二意，却还能事事都做好。
以前当会计时，他就能一边两只手，
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
一边和人闲聊天；
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边主持会议，
边写年度总结报告，
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
有些人还不信，亲眼目睹后无不惊呼：
“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
那时，上海工业陷入半瘫痪状态，
一万多家工厂，只有三分之一开工。
而他就任后，凭借一系列有效措施，
极大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
还将其改造成为新中国政府最大的财源。
真真令人叹服，大家都承认：
“再也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他的才华惹人注目，
而他的“不服管”，同样在上海、
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

有次，合作的苏联代表态度蛮横无理，
他立即拍案而起，强硬回击。
中财部曾伸出橄榄枝，
欲调他进京担任预算司司长，
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次，因为征税问题，
他和财政部某官员闹翻，
这位财政部官员要求“民主评议”征税，
而他是行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
认为应该先查账后征税。
最终实践证明，他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可那位财政部官员却怀恨在心，
公然说：“顾准不听话，就不让他吃饭。”
明哲保身是官场的潜规则，
他却始终不肯随波逐流，在他心里，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1952年，就在他壮志满畴之时，
全国发起了“三反”运动，
据说当时上海有“抓虎”指标，
为了凑人数，就得脱人下水，
某些人就想到了“一贯自以为是”的他，
他竟成了被打倒的“大老虎”之一，
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可他不贪污不浪费，更没有官僚主义，
更讽刺的是，他所受的处分，
在相关档案里并没有任何的记载，
更是找不到免职文件。
他不服，多次要求组织复查审核，
事业上他也没有畏缩不前，
既然不能从政那就专研学术。
1956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
在经济学等领域，
同样也取得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
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
（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还在研究中发现，
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是有问题的，
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
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可偏偏当时中国还在效仿苏联，
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
为此，他发表了论文：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他认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解与相互渗透，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言论一出，
便又是一场针对他的大讨论。
他的思想实在太过超前，
目光也超出了中国现实近30年，
因为直到2014年，
他的理论才被肯定地写入，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他当时的理论和预见，
能启发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模式，
他的远见卓识，
可以当之无愧的被称为：
我国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可当时是什么环境啊？
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完成，
中国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建立，
那时，几乎在所有人眼里看来，
他就是在标新立异和中央唱反调。
一顶“右派”帽子随即向他飞来，
为他招来了难以想象的更大厄运！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北改造，
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使他的容颜憔悴之至，
“镜内自望，都不认识自己了。”
那时多少人在经受巨大苦难后，
都抛弃尊严，只为明哲保身，
只有他，不仅坚持做人，
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发现了问题若视而不见，
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对他是不可能的！
改造期间，大家都惟恐不够革命，
人人一身破衣烂衫，而他还是经常穿着，
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
他说自己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
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他还是那样敢说真话：
当时新中国的三面红旗就是，
大跃进，人民公社，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而他会生气的说：这纯粹就是瞎整。
“什么大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
“什么赶英超美，睁眼说瞎话。”
……
　
1959年，他又被下放商城劳动改造，
这时正逢大饥荒，
短短4个月内，饿死农民近百万，
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
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的情况：
11月4日，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
……

到12月6日，他开始在日记里记录：
“我也偷了，我洗我的胡萝卜吃，
过路的人无不伸手……”
“人变得下流了。”
他努力求生，绝不是为了苟活，
看到那么多的问题，他暗下决心：
“从现在开始潜心研究十年，
力争条件逐渐好转，
为祖国大地上的人们寻找一条出路。
这才是我真正努力的方向。

1961年，他好不容易熬过黑暗岁月，
摘下右派的帽子，
他回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所。
在研究所的单人床上，
有研究员看到，那天年近50岁的他，
像个孩子般高兴得在床上滚来滚去。
之后他在研究所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
每天工作至少十小时以上。
他还是坚持呼吁：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1964年，他又首译熊彼得的名著，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更让人惊讶的是，
他还精确地预言了即将到来的那场浩劫：
“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
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当他在《人民日报》看到，
姚文元《评“三家村”》一文时。
就立即对好友说：“少奇完了。”
事实上，连刘少奇本人当时，
也未能看出此文会殃及自身。
他写道，“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
一定要躲过去”。
他预言到了，可他却没能躲过去，
1965年，他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
成了我国唯一一个被两次划为右派的人。
二次戴帽，更让他遭遇了，
妻离子散的“灭顶之灾”。

他的妻子汪璧，善良沉静，
两人结婚后幸福恩爱，鹣鲽情深。
他爱她，他说：
她是他唯一可诉一切的人。
她出差，他就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她也爱他，
当他被撤职时，她非但没责怪，
反而想法子安慰，为排解他的寂寞，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
她也同意他把生活费都拿去买书，
自己却拿出全部工资，承担起，
抚养5个孩子和1个老人的重担。

顾准全家福
而他那不顾一切的正义行为，
所带来的那些打击报复，
也让她开始变得极为敏感。
文革爆发前夕，
极度敏感的她，为了保护丈夫，
将他留存家中的研究文稿，
撕碎揉烂后，就扔进了抽水马桶去销毁，
因为文本太多，
竟造成同一栋大楼的下水道严重堵塞。
他呕心沥血的一部经济著作，
就这样，不见天日，打了水漂。
而她不仅毁了文稿，还惹火烧身，
在邻居的追究下，她老实交代，
而这件事就成了，
她“销毁顾准罪证”的把柄，
“文革”刚爆发，她就被立马批斗，
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
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
而他更因此多了个莫须有罪名，
在劫难逃，受尽摧残，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当初，
那个顶天立地的顾准。
有红卫兵找到他，要他写材料揭发，
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
他却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红卫兵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干脆把脸送过去，怒目而视，
红卫兵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
看着眼前的硬汉，自己被震住怂了。
有造反派在地头开他的批判会，
他说他不服，说完，
回应他的就是，雨点般猛烈袭来的拳头，
他一直被打到遍体鳞伤，差点断气。
造反派揪住他，恶狠狠的问：
“你到底服不服？”
可满脸鲜血的他，仍然昂着头大喊：
“我就是不服！”
那时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明哲保身，
都在暗地里相互揭发，
他却能坦坦荡荡地说：
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在人间地狱里，
人性经历最严酷的锤炼，
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灭，
无数的懦弱者都沉没了，
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
而他在这片孤海中泅行时，
没认输，但她却认输了！
1966年大雪的小年夜，
妻子汪璧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被迫作出了别无选择的抉择：
她向他提出了离婚。
为了不连累家人，
他心痛但爽快地答应了。
她说一旦他摘帽，还可以复婚，
而他对此迷信般地相信。
他原以为只是暂时的离别，
没想到，却是最后的诀别。

此后，他每周都给妻子写信，
关心她的生活，可妻子都没有回应。
他问冷暖、诉衷肠，
转眼间秋去冬来，仍不见回音，
他急了，又去信说天寒地冻，
必须回家取些书和过冬的衣物。
汪璧终于回信，同意他回家一次。
当天，他按时到家却见大门紧闭，
他要的东西安安静静地，
放在门口的水泥地上。
他想同妻儿再说上几句话，
但任凭他如何凄楚连连、喊哑了嗓子，
门内只是一片静默，令人绞痛的静默。
他满含泪水，从棉衣里，
取出一张准备好的存折和一些粮票，
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这是他一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
在凛冽的寒风中，
他伤心欲绝地离开了，
一路上，泪如泉涌。
回去后，他仍然无时无刻不思念妻儿，
他甚至痴情到这程度：
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
便抓紧时间搞翻译，天真地幻想，
今后还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
私下更是一次次找寻，
一次次联络，一次次托人传话......
可不久后一封薄薄的来信，
彻底粉碎了他阖家团圆的美梦，
这是由他五个子女联合签署的简短声明，
上面斩钉截铁地写着九个字：
“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
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被转来了，
这意味着，从此以后，
“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
也看不见。”
那一刻，他不禁仰天长叹：
恩断义绝，以至于此！

到了1969年，经济研究所“一锅端”，
下放去河南，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向组织询问妻子情况，
并保证不管怎样，
都一不影响他改造，二不影响他下放，
组织这才告诉了他实情，
早在一年半前的1968年4月，
汪璧就死了，
但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告知。
其实，
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
死状极惨，遗书上只写了一句话：
"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与爱人被迫离婚，
党章宪法被践踏，
空气里到处都充溢着无法无天，
她的心每天都在淌血，
除了死，别无选择。
那天，当他得知她的死讯后，
没有泪水只是目无表情的离开，
中午打饭时，突然他一脸伏进饭盆，
开始绝望地嚎啕大哭，
锥心之痛，痛彻心扉，
他再也不能自抑
……
我多么渴望能再见到你，
千等万等，相隔多远我都不怕，
唯独怕等到的，是天人永隔！

之后的1972年，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
他得以从改造之地回京，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曾多次从梦里"痛哭而醒"，
做的都是妻子的梦，他悲凉地说：
"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然而中华大地上，因为这场运动，
逝去的生命又岂止是他的妻子，
还有那千千万万个无处申诉的冤魂。
他流着泪，握紧拳头说：
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
我若不能有所作为，
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毅然决定：
这一次，
燃烧剩下的自己的全部，
痛定思痛，思考探寻中国的未来，
乃至全人类的未来！
哪怕以毁灭自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顾准《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稿
那时的他已多病缠身，
只能住在一个斗室中，
每天清晨，他就背着一只军用书包，
内揣两个冷馒头，
拖着发着低烧甚至咯血的身体，
到图书馆读书，从清晨待到闭馆才回家。
之后，又拿起笔杆继续夜战，
当时他手头拮据，却还是买了一盏，
有两个灯罩的双头台灯。
有人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
他只是沉默不语，后来人们才明白，
这是为了纪念他死去的妻子，
仿佛妻子还坐在他对面。
他开始了他的10年计划，
他觉得，“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
首先得钻研世界文化史，政治史，
宗教史，对整个人类文明做一番整理。
然后，回过头来再理性分析中国的问题，
并探索人类的发展。”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写下了，
《希腊城邦制度》，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著作，
后收录在《顾准文集》一书中。
1974年初，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预感自己将不久人世，
从2月到5月，他居然一口气，
赶写出10万多字的笔记。
思想不停，记述不停，
终于，他使自己的部分思想，
得以冲破网罗而留存于天地之间。

他的思想如同一把手术刀，
举手一试，万物颓然，
他提出了许多著名论断，比如：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
天国是彻底的幻想；
矛盾永远存在，
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
有的，只是进步。”
“不许一个政治集团，
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
“唯其只有一个主义，
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他也敢直接揭穿“四人帮”的骗人口号：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
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
那么，他会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
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这是可悲的。”

在一个绝对真理，
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
他却敢于说不，独立思考，
苦难有多深，他的思想就有多深。
而他一生努力所做的学问，
都是为给中国找出路。
他所有的“不合时宜”，
都是为了中华民族之复兴。
1973年，中国经济濒于崩溃，
深爱祖国的他，却充满信心地预言：
“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在那个思想被禁锢、
几乎与外界与世隔绝、
能接触到的资料少之又少的年代下，
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在漫漫无边的黑夜中，
达到能与西方伟大思想家对话的水准，
他的思想，
领先了中国思想界十年甚至二十年！
所以，当他后来被平反，
书籍得以出版时，曾石破天惊，
引起全中国上下一片的轰动！
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
“1959年以后，我也在思考。
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
许多根本问题，
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
史学博士朱学勤也盛赞他的思想，
撰文说：
他的思想认识即使在今天
也没有失去它的前瞻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元化评价说：
“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
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
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
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
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还有人说，
他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
我们这个民族思想界，
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他还想研究中国史，
可他的漫游却不得不终止了。
1974年11月，他被查出肺癌晚期，
自知时日无多的他，
把自己的弟子也是朋友的吴敬琏，
叫到病房，交待道：
“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
是一定会到来的，
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
你要记住四个字：“待机守时”，
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
没有这种可能性，
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
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
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果然，改革开放后，
吴敬琏成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
那时吴敬琏才感受到他的目光有多远，
感慨地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
他放不下的，除了中国的未来，
还有他那五个和自己断绝关系的子女，
哪怕看上他们一眼就好，
这个念头如此强烈，
以至于从不肯屈从的他，
做了件违心的事。
在几位朋友强烈呼吁下，
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
但他必须先在一张写有，
“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
的认错书上签字。
这对他无异奇耻大辱，将死不瞑目，
可当他想到摘了帽，
子女也许就会来看自己时，
他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了字，
这个死他都不愿签署的文件。
他曾流着泪说：我签这个字，
既是为了最后能见见我的子女，
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
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
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如此吧！
他的深情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
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他的子女，
要他们来医院护理，看望一下。
可得到的答复却是：
不来，不来，就是不来！
他的幼子更是回信：
“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
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
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1974年12月3日，
世界上唯一的顾准，
在人间燃尽生命，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年仅59岁！
临终前，他反复地喃喃自语：
“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
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他的孩子也一个都没来，
终于，生不相见，死不相别，
终于，他死不瞑目！

就在他去世8天后，
1974年的12月10日，
哈耶克就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而中国的“哈耶克”呢？
我们对他做了些什么？
直到他去世的10年后，
他的儿女们才有机会看到，
由他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他们人生只有一个亲生父亲，
对于这样的父亲，
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再后来，有境外同行，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大陆学界学者，
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
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
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
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
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
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身染沉疴，身处地狱，
他书愤沥血，明志绝粒，
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风雨平生无媚骨；
宵小遍地，犬儒盛行，
他以自己的不屈与坚守，
在黯淡无光的绝境下，
拆下肋骨当火把，
用生命向我们展示了，
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更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未曾断绝！
44年前，
一个有着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而他的追问，却未曾离去，
他的思想也在照耀着，
每一个正义者的心灵！
2018年12月3日，
顾准逝世44周年，
这样的中国旷世奇才，
这样不屈的思想英雄，
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想起，
也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致敬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