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倩追寻岷州藏传佛教的遗迹 文化‖大崇教寺-甘肃科技报

李亚倩追寻岷州藏传佛教的遗迹 文化‖大崇教寺-甘肃科技报

李亚倩
2015年经文保部门修复后的大崇教寺

明代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印

大崇教寺附属白塔

明崇祯五年大崇教寺文书
岷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西南部，地处陇中黄土高原、甘南草原和陇南山地的交界地区。秦统一六国前，即建县制，西魏大统十年（544年）始置岷州。岷州卫，在历史上曾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州卫之一。明初，岷州卫成为河、湟、洮、岷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随着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兴盛，在明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派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下，进贡中央的近边番僧络绎不绝。朝廷的封赏一方面使寺院的经济实力增强，另一方面也使当地百姓的经济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作为岷州历史规模最大、声名最显赫的大崇教寺，成为岷州藏传佛教发展的一个象征。
岷州“第二个卫地”
佛教传入岷州之时可溯及唐朝。唐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敕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唐景龙元年（707年）改为龙兴寺。岷州历史上著名大崇教寺的前身——灵鹫寺即建于此时。自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岷州陷于吐蕃，历经唐末、五代，直到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收复岷州，在这三百年中，鄯、阶、宕、洮、岷、文、秦、泾、渭等州悉数落入吐蕃，吐蕃部族逐渐迁入安多地区。至宋代，岷州早已蕃族云集。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种谔倡修藏传佛教寺院——广仁禅院，今已无迹可寻，仅留下《新修岷州广仁禅院碑》。除广仁禅院外，宋代岷州还修建有报恩寺、普救寺、钦化禅院等。至明代，岷州成为藏传佛教兴盛之地，寺院激增，僧人数量庞大，受到朝廷敕封高僧人数在整个岷州历史上绝无仅有。彼时岷州境内藏传佛教寺院达360座之多，属大崇教寺管辖即有108座，并由朝廷准许设立僧纲司，实行政教合一。其创建者班丹扎释（当地人称“后法王”）多次受命出使西藏、四川、青海等地，安抚、协调、处理宗教和地方事务。明清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至今基本完好的现存10余处。明初岷州卫就是河、湟、洮、岷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作为岷州历史规模最大、声名最显赫的大崇教寺，被称为“第二个卫地”。
大崇教寺位于甘肃岷县梅川镇萨子山麓，清代《岷州志》载：“大崇教寺，在城东北四十里，宣德元年敕建，钦赐珠伞、棕桥、金印等物，犹存。”《安多政教史》一书中对大崇教寺历史记载较为详尽。大崇教寺原名隆主德庆林寺，俗称东寺，是岷州高僧班丹扎释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创建，当时规模较小，名声不大，到宣德年间才得以大规模扩建壮大。“宣德三年，为了维修佛殿特赐敕书，命两位大臣负责修佛殿的工程，又降圣旨派地方大小官员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一十名，军人乌拉两千零五人，重修故刹。扩建为宫殿式大佛殿，钟、鼓楼房两旁有抱厦庑堂六列，有天王殿、碑亭等，都饰以琉璃瓦和飞檐，还有廊房六十间。”寺内供奉有众多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佛像、菩萨、本尊、护法神像，还有汉文版《甘珠尔》大藏经、哈立麻大宝法王像、佛塔、立体坛城、唐卡等。寺中的供品多为皇家所赐的精美用品，如金制曼扎、金灯、银灯、水晶和玛瑙宝瓶、铜香炉、幡、伞、华盖等。“佛殿外围有僧寮二百间，围以大垣墙，院内铺以石块和转。”大崇教寺的建筑风格完全采用了内地工艺，殿内供奉，充分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融合璧。
大崇教寺内部堂皇富丽，供藏着许多佛像和珍宝，整体布局气势宏伟，形如小城，分为前八院和后八院。大崇教寺扩建完成后，明宣宗特赐寺名“大崇教寺”，立碑纪其事，《岷州志》录有全文。大崇教寺不仅本身规模巨大，而且还有很多属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寺院体系。从文献相关记载中可知大崇教寺与安多其他藏传佛教寺院不同，是在明宣宗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是中央政府资助兴建，因此规模宏大，气度不凡，具有特殊地位。因皇家支持，该寺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明代岷州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大崇教寺地处边陲，是连接朝廷和卫藏的纽带，寺中众多的御赐之物，便是朝廷对其重视的见证。朝廷对大崇教寺的支持和扩建，除因岷州地处明代西北边疆，藏族部落众多，建造寺院能起到教化一方的功用外，还有特殊缘由，这与大崇教寺的创建者——岷州高僧班丹扎释在明宫廷中的影响力是密不可分的。明宣宗大张旗鼓地支持扩建大崇教寺，亦是对班丹扎释的重视、推崇和支持。
破败中的辉煌遗迹
清朝时期，岷州地区藏传佛教开始由盛而衰，僧人数量急剧减少。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大崇教寺因火灾烧毁过半，卫卒由当时50人减少为10人。另外，从嘉庆年间开始，岷州地界战火连绵不断，白莲教起义、回民民变等，很多寺院毁于兵燹。虽然寺院后又重修，但规模已无法与之前相提并论。到新中国成立前，岷县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寺院尚存36处。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大多数寺院僧众还俗，寺院破坏严重。1982年，党和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后，先后开放了城关喇嘛寺、中寨郎寺、堡子洪福寺、西江法藏寺、梅川东寺、秦许庞家寺六座藏传佛教寺院。
从整体上看，今天岷县藏传佛教已极端衰落了，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崇教寺更是今非昔比，主体结构也只剩下一座经堂，偌大经堂中，除了悬挂三世佛和宗喀巴大师佛像外，空无一物，距离经堂不远处，矗立着著名的“御制大崇教寺碑”。大崇教寺碑属省级保护文物，明宣德四年（1430年）所建，碑文为御制词臣沈粲所书。碑有左右二通，右汉文碑为沈手笔，笔法流畅，挺拔有力。左为藏文，笔法遒劲可喜，料西竺善笔者所为，大小造型，内容和汉文碑一致。碑身高大，边线刻云纹，碑冠圆顶，篆刻“御制大崇教寺碑”，侧面线刻两龙相向。碑座呈束腰莲花台。两碑各用砖石作洞形四门旁通的碑亭，碑立其中，免除风雨毁蚀，虽历经500多年的沧桑岁月，笔画清晰无损，视之依然醒目。碑文共13行，每行36字，共463字。此外，经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了解，大崇教寺现存留如下物品：
1.寺院过殿5楹，为抬梁式硬山顶，绘画为密宗风格，系明代建筑。清代重建，长23.15米、进深8.1米、高8.5米。
2.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纸质执照以及寺田收租等文书300余件。
3.象牙印1枚，印钮为一蹲狮，印文为九叠篆：“灌顶净觉祐善大国师”。受印人为沙加，先驻锡于班藏寺，在大崇教寺建设期间及建成之后，一直驻锡此寺并代班丹扎释兼管寺僧之事。
4.清道光年间寺院主持后法王36代孙誊写的明代撰写的绣像画文本《西天佛子源流录》一部，明代文本。《源流录》以图文相结合的方式翔实地再现了“西天佛子”出生、拜师受戒、出使乌斯藏、举行法事活动、放生布施、日常生产活动和数次受颁赐封号的史实经过，详细记录了大崇教寺当时的建筑形式和僧人活动等真实景象。《源流录》与《安多政教史》所载恰可互相补充，且更为全面，为研究大崇教寺历史提供宝贵的资料。
5.山咀庄白塔。该塔是岷县乃至定西市周边市县境内唯一残存的一座明代古塔，是明朝宗教开明政策的实物见证，是民族和睦以及民族融合的象征，具有考辨历史的研究价值。
6.约600米明代所筑的寺院围墙；后八院大殿基址基本完好，柱石、琉璃砖、瓦残件和大量石块、石条等。
7.岷县茶埠镇圆觉寺和前川寺。这两座寺院都始建于明代，是大崇教寺属寺，保存相对完好，圆觉寺内还存有精美的彩绘壁画。
《岷州志》中孙永思《宿东寺》诗云：“塔寺巍巍天畔开，双旌摇曳画巾来。夜深萝月悬空界，岁古亭碑伴草菜。鹫岭绿烟琪树合，花宫清梵洞龙回。相逢俱有探奇兴，日午催传两玉杯”。相传后法王圆寂时，僧众探询其转世再生时，法王云：“塔倒回来”。按塔寺巍巍的诗意和塔倒回来的传说，推测大崇教寺原来是有塔建筑的。但现遗址及周边竟无迹可寻。《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明正统己未年佛子舍资，俾中官阮至觉义钻竹旺束子城西路次，砖造大菩提塔一座，高九丈有奇，俾路途来往之人，瞻者，礼者，消诸罪障，得福无量”。按此，寻究岷县城西，却未见建造塔遗迹。梅川乡塔儿川白塔，位于梅川城东，似与《源流录》中所述契合。此塔地宫未露出地面，塔基为十米见方塔座，塔座上是十三级塔身，塔刹已毁，为藏式瓶形塔，庄严古朴。1976年，当地进行农田基建，对此塔进行了爆破，塔身有残毁，但地宫完好。从爆破情况看，此塔为实心塔，并有泥塑小佛像，为法王舍利塔，供信徒观瞻朝拜之用，与《源流录》中“瞻者，礼者”叙述相吻合。另塔位于大崇教寺东3公里处，是引导朝拜僧众走向寺院的明显标志。
契约文书再现岷州历史
最值得一提的是，甘肃岷县至今发现与大崇教寺相关的契约文书，计有300余件，汉文，年代最早的为明天启时期，最迟者为1955年，其中明清时期32件，余下多为民国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文书。
岷县大崇教寺契约文书内容丰富，以大崇教寺僧人及其后代的经济活动为主，包括：土地执照、名册、置产簿、收租簿、字据、合同等。其类别可分为买卖契、租佃契、借贷契、施舍赠予交换契、诉讼文书、寺院制度、账簿名册等。民间私立契约较多，称作白契；有少量的和政府相关，称作红契。契约详细记录了大崇教寺土地来源，包括固有、钦赐、布施、纳献、赠予，以及“祖遗”“自置”“香火地”的典买史实。
关于大崇教寺记载，除《安多政教史》《岷州志》等外，资料稀缺，许多只是片言只语、零星杂记，对洮岷社会生活、藏族基层组织、藏传佛教人物等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开拓延伸。大崇教寺所存契约文书与传世史籍中有关大崇教寺明清以来的相关史实对甘肃岷县及河洮岷地区的影响深远，厘清了藏传佛教在河洮岷地区的历史，弥补了藏传佛教史上研究的空白，亦是西北民族宗教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契约文书直接反映了岷州地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尤其与当地信仰的藏传佛教息息相关，极大地弥补了大崇教寺寺主和僧人的历史活动情况，加以方志碑刻等材料，使大崇教寺僧人传承情况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自岷县大崇教寺契约文书发现以来，专家学者对大崇教寺历史和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成果涉及内容单一，或是对文献资料的简要介绍，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这批文书是明清以来大崇教寺历史演变的实物证明，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和岷州地区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和洮岷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值得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
大崇教寺规模庞大，属寺众多，是一个完整的寺院体系。明代岷州上京进贡的寺院，仅大崇教寺属寺就多达36处，至清康熙元年（1661年）改为24处。属寺与大崇教寺联系密切，明王朝为了有效管理西北番属宗教活动，曾于该地设置5个僧纲司，圆觉寺是其中之一。在大崇教寺影响下设立的机构，还有些尔多寺，即前川寺，是全省依然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藏传佛教寺院，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除大崇教寺以外，目前还有僧职人员的寺院就是吉祥寺了，规模较小，一间小小经堂，经堂正面仅呈放着兹巴力禅活佛念经时的坐床，床两边挂着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及两代班禅大师像。只有经堂顶部的三角区供奉着一尊小型宗喀巴铜像。一个具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寺院，院中除了不足一人高的藏式佛塔外，花草丛生，极为荒芜，和周围农家别无二致。
城南喇嘛寺，虽具寺院特征，但为新修。寺内墙壁上有《重修喇嘛寺记》一帧，记述了喇嘛寺历史及建寺缘起。其文如下：“岷地西临佛域，信佛者众，其有由矣。溯自北宋时期，钦建广仁禅院，明代宣德年间，敕修大崇教寺，延及清代，全县佛寺百有八座。本寺溯源城南古刹，相传奠基于明朝，时有洮州三僧，朝东寺圆寂于此，灵佑显赫，乡人建寺，奉为金丝、银丝、禅丝三位喇嘛。寺在城南，倚金童而面临洮水，气象宏伟，岷地之威也，毁于文革……”城南古刹为明代岷州八景之一，今已衰落无迹。
寺院经济的强弱影响着宗教信仰中心的规模。大崇教寺的兴衰，是否也是在这种规律影响下的结果，值得探索。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宗教还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风俗习惯等，甚至可以说宗教是它们的一种决定因素。藏传佛教在传入岷州之始，适应了此地区各领域的要求，通过与本地区文化的相互交融，形成独特的佛教文化。因此，大崇教寺作为岷州地区最重要的藏传佛教文化的中心之地，在岷州藏传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岷县自古为西控青海、南通巴蜀、东去三秦的战略要地，素有茶马互市的传统。如今国道212线和省道306线穿境而过。兰渝铁路正在兴建，岷县“中转站”的功能和地位更加重大和凸显。而历史是我们的血脉，河、洮、岷地区对于西北民族关系问题甚为重要，对岷州地区地理文化的关注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它的历史文化，并对西北民族经济、宗教、文化交流发展尤其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式科学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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