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倩追根溯源——蟋蟀定色命名的依据及歧路（上）-北罐大讲堂
李亚倩追根溯源——蟋蟀定色命名的依据及歧路（上）-北罐大讲堂
李亚倩
蟋蟀的定色命名曾是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难题。
谈论起与此有关的话题，多数情况下，虫友都是自说自话，一方所说与另一方所想有时全然不是一回事。
面对一条蟋蟀，几方争论起来，有的说是黄，有的认作青，也有人视为紫，各执己见，且各有所本。或依据某种古谱、或师徒传授、或虫友间相因成习，很难达成共识，局面之混乱可想而知。
试想，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对万事万物予以分类，为的就是避免混乱，以达成在同一语境下的交流和讨论。
分类标准必须将对象物统一在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逻辑范围内，这一方面是为了交流的便利，再则也是建立认识的一种方法。
倘若面对同一个事物，在同一语境下，得出数种结论，则此结论只可能最多有一个是对的，甚至全错，至少不可能全对，除非标准不一样。
蟋蟀的定色命名就面临着这种乱局，造成这种乱局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来源于古谱。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古谱上来。
王世襄先生辑录《蟋蟀谱集成》，功莫大焉，使得我们有机会大致上一睹古谱全貌。
王世襄先生在自嘲诗里说“不胜盆罐更劳形，争奈难捐未了情，止渴望梅饥画饼，为疗蛩癖读虫经”。在不到虫季的日子里，和大师以及诸多虫友一样，我也常常闲下来就读古谱，过干瘾，以解心馋，如是者数年。
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反复读谱，终有所感，古谱的流变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其实，看破蟋蟀定色命名的流变和歧路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和机缘，非前辈不智。
老一代玩家之所以各执己见、不能相合，盖因为此前玩家一生所及只能读到一两种古谱，幸运者接触到的也不过四、五种。
终归不能见到历代古谱的全貌，因缘际会读到了某种古谱，也就依了此谱的说法，或综合了一、两种古谱的说法。
然而古谱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刊刻者自己并非行家，自作聪明擅改古谱，有的所见谱系不多，未能行考订之功，匆忙刊刻，错字、衍字，以及错误的理解，致使错讹被不断放大，终至于谬种流传。
深究起来。从明代晚期开始，一些谱系就明显的出现了问题，至于清谱，错误越来越多。
《蟋蟀谱集成》出版之日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老一代玩家的认知观念自幼年以来，浸淫已久，早已形成一生一世的固有观念，对新材料的出现已然不敏感，或已无心、无力再做研究。何况打破旧有观念是何等的困难，已不待言。
以我的愚钝能够对古谱的流变进行全面的梳理，也恰恰在于当日正犹豫彷徨，尚未形成定见，反而是捡到了一个研究课题。
倘若《蟋蟀谱集成》这类著作早就存在，那么重新梳理蟋蟀定色命名这项工作根本轮不到我来做，前辈早已做完了。
在当今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各有优势。其实，社会进程与文化现象、学问见解，皆为一理。
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一方面是要表明对老一代玩家没有丝毫的不敬之心，再则也是为了给新进的玩家鼓鼓劲。
与前辈玩家相较，后来者的经验和际遇的确有难以弥补的缺憾，但是却也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界，尤其在信息传播如此便捷的今天就更是这样。信息化时代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之所以重视蟋蟀定色命名，也是基于对“逐年将军生化说”等有关问题的探索之需要。
其实从古到今，对蟋蟀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归纳法，是从无数个案中找共性，总结归纳出一般性认识。
只有当人们发现某种特征与蟋蟀某种品质之间反复出现相关性，我们才能建立一般性认识。以单独的个案建立起来的认识是不可靠的，盲人摸象说的就是这种以偏概全的情况。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看问题要全面、要综合，其实眼瞎不是问题，麻烦的在于心盲。
在色与形谁更重要这个问题上，古人偏重于色盖之论。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实古人“色盖”说的确很是偏颇，主要在于那时人们对气候条件加诸蟋蟀之后所产生的变数缺乏认识。
清代乾隆年间的《王孙鉴》提及了这个问题，认为王虫或将军虫某年出在某个色类是一定的，是可以认识的和预测的。
虽然其方法语焉不详，但却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大而化之的“色盖”说有时会失效，乃至全然不可凭藉。
当代玩家大多都能认识到，此色未必一定胜彼色，正色也未必一定能胜间色。这类情况虫友大多归结为形之所胜，其实也未能完全中的。
其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通常定色的方法过于混乱，不能完全引为一个考察条件，所得结论也常常靠不住，今年如此，来年未必如此。
出现这个情况，主要的也是因为对“将军逐年生化”缺乏认识。而意欲建立这个认识，就必须首先确立蟋蟀定色命名的方法，且此方法必须和传统的五行学说能够相和。
引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其实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古谱坚持认为青虫必得白斗丝？紫虫必得红（紫）斗丝。我在《解读蟋蟀》一书中主要想解决的就包含这个问题。此处难以展开，大家有兴趣可以参阅此书。
总之，蟋蟀的定色命名是研究蟋蟀、建立认识的基础中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是地基的牢固。地基不牢，建不起高楼大厦。
由于古谱传承有复杂之流变，在《蟋蟀谱集成》出版之前，旧时蛩家基本没有机会纵观古谱全貌，所以各有传承，难以对错来论。
蟋蟀当代流行的定名方式多源自前辈蛩家的传授，有些方法则不见于古谱，可能系私家传承，较为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1、以斗丝色为主要定名依据
这种定名方式源自古谱，为多数人所采用。
2、以皮色为定名依据
这种定名方式也有古谱的来源，其依据当来源于金文锦之四生谱《促织经》，相对较为简单和直观，采用者亦众，但争议也大，毕竟蟋蟀是自然产物，其头色皮色有许多是复合色，紫多还是青多，黄多还是红多，都不易说清，看法不一。
最大的问题在于需要全面改造古谱，否则不能对接。比如黑黄、黑紫、黑青等等倘以体色划分可能将全部归入黑虫；而熟虾青、红黄，乃至紫黄则势必划归红虫；老白青则会划入黄虫门。如是者不可胜数。且皮色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大，并不能反映蟋蟀的本质色。
3、以古谱歌诀为定名依据
此类定名有一定困难。一则，古谱歌诀有许多语焉不详，缺乏细节描述；再则，古谱歌诀、定名并不统一，有时同是依据古谱歌诀，但由于援引古谱之不同，同一条虫名下的歌诀也有不同，甚至不在同一个大的门类。
既便如此也还需要熟读古谱，不然无法操作。其缺陷在于未能总结明确的定名原则，一虫一名，对于古谱出现过的虫尚且好办，未曾著录过的虫又该如何对待就成问题了。
造化神秀，千奇百怪，古人、今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古谱也有一个由简到繁，不断增加的过程。超出古谱范围的情形，断然不少。对应歌诀，一虫一名的方法，囿于古谱既定范围，显然不能应对变化，不利于拓展新的知识，且于实践中，易产生生搬硬套的情形，多有不利。
4、以鸣声定名
此种定色命名方式，也有一定道理，蟋蟀为秋虫，其应时而鸣为最鲜明、也最早为人所关注的物候特点。古人以五声对五色，由来久矣，也可谓有一定依据。
明万历刊本《鼎新图像虫经》虽基本抄自嘉靖本《秋虫谱》，不同之处是将鸣声单独标出，虽具体用法不明，但显然已将鸣声纳入视线范围。
蟋蟀因色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鸣叫特点，为资深蛩家所认可，但也只是在定色后的一个阶段较为稳定，而且也仅是对接近纯色的虫才具典型性和有效性。单纯以鸣声定色的方法，属于较为极端的方法，一般也要参照其他条件。
5、以“副斗丝”丝形为定色原则
“副斗丝”，南方蛩家以前称为“耳朵”。“副斗丝”古谱未曾明确涉及，只在“八脑线”等异虫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将副斗丝计算在内的，算是提及了。
这是兴起较晚的一种定名方法，在南方一些蛩家中流传。其优点在于，蟋蟀副斗丝的形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像斗丝之色随泛色而变化，再配合腿斑，二者是早秋预判虫色的重要看点，对于标准虫、正色虫，有一定的准确性，但也有好多则与传统定名法不相符合。尤其在处理间色虫上实有鉴定不利之弊。
其最不利之处在于此法不见于古人著述，故难以与古谱对接，矛盾之处太多，难以调和，致使数百年来的前人累积的经验和认识，因为定色前提的变化，基本失效，不可凭藉。且对于一些间色虫而言，副斗丝丝形也有大量不够典型、介乎两者之间、似是而非的情形出现。
此法之弊在紫虫的认定上最为突出。古谱认为“紫虫夺五行之粹，耐老而远从”，紫麻头甚至可列虫王之列。但是单纯以副斗丝丝形确定紫虫，紫虫范围被严重扩大化了，虫友在斗虫实践中，可以发现这种紫虫出将率并不理想，显然不是古人认定的紫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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