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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倩追寻先祖遗迹|汾阳王郭子仪与三门峡达摩祖师禅院—空相寺-中华郭氏网

2019-04-14 全部文章 415

李亚倩追寻先祖遗迹|汾阳王郭子仪与三门峡达摩祖师禅院—空相寺-中华郭氏网

李亚倩
安史之乱暴发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郭子仪提师自西而东,一路出潼关、过函谷关,意在收复东京洛阳。安庆绪命严庄调兵马十万前往陕州,援助张通儒,并在新店(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摆好阵势。郭子仪率军进攻,初战不利。
对于这场决定大唐命运的战役,郭子仪实在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汾阳王置寺表》:“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上闻,特加崇饰。”郭子仪亲自到空相寺礼圣迹,许下心愿,若达摩“禅师福佑”,及收东京(洛阳),“必当上闻,特加崇饰。”
郭子仪在收复东京之前对达摩大师立下宏誓大愿,而且东京(洛阳)很快得到光复。平定安史之乱9年后,即大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772年)郭子仪奏请代宗皇帝以偿其愿的上表,恢复定林寺是他最大的心愿。郭子仪这样一位官高爵显的大臣为修复定林寺所上的奏章,很快得到皇帝批准,使定林寺得以恢复,完成了一件大功德。三门峡发现“汾阳王置寺表”
2004年2月29日,空相寺护法居士在挖树坑准备春季植树时,在空相寺院内挖出堪称“镇寺之宝”的唐代碑刻《汾阳王置寺表》。它的发现为定林寺易名空相寺提供了史料佐证,并充实完善了郭子仪与空相寺、达摩塔及禅宗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于后人研究禅宗文化、达摩文化和空相寺的兴衰史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这块碑立于唐大中十二年九月(公元858年)。碑通高120公分,宽60公分,厚15公分。共26行,满行44字。碑首圆额,双行篆书“汾阳王置寺表”。碑刻的正面刻录了世代信佛的唐代大将军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为还愿,启奏皇帝将定林寺(当时也叫达摩塔院)改为“空相寺”,并赐寺额;加封达摩祖师“圆觉大师”谥号;加封达摩塔为“空观之塔”,并赐塔额;赐度僧表。唐代宗皇帝准奏,并御笔亲题寺名、塔额,交由中使张如津送至熊耳山空相寺。郭子仪为此写了谢表。这块碑刻的出土,足以见证空相寺名的由来、达摩塔及空相寺辉煌的历史和达摩祖师显赫的地位。碑的背面,刻录了当时空相寺的土地四周范围,有数百顷。

现抄录如下(文中空格或为空格、缺字或为另起一行):
故尚父汾阳王奏达摩祖师谥号,寺额、塔额、度僧表并中书门下牒及牒、寺牒;
河南府永宁县 熊耳山下达摩禅师塔院徵事郎守,永宁县令桂次武 大中十二年九月囗囗日到任,方始建
右囗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阐化梁朝后,至河南府囗囗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遗塔见在。其所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空中钟梵,往往得闻。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自经圣代,未蒙旌异。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上闻,特加崇饰。今若缄默,有负曩诚。臣子之情,伏希圣察。特望 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度柒僧庶,上资景福,下遂愚衷。
谨录奏 闻,伏听敕旨。
大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内河东副元帅 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奏中书门下牒,关内河东副元帅
牒奉达摩禅师宜赠谥号圆觉,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余依牒至准,敕故牒。
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兵部侍郎平章事李使,司徒兼中书令在使院,敕关内河东副元帅 牒空相寺 牒奉 中书门下持牒如右
请录自施行者,各帖所由,准,敕故牒
大历八年正月四日牒,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
谢赐谥号 御题塔寺额表并 批答
河南府永宁县熊耳山第一祖达摩大师塔院 敕宜赐达摩大师谥号圆觉,寺为空相寺,塔为空观之塔,右件寺,伏蒙 御题塔寺两额,中使张如津送到者。伏以达摩大师,心入佛地,振锡东土,阐关遂开,塔额寺名,实在崇饰。今圣慈鸿信,御札亲题。金榜流日月之光,香台写龙凤之状,掩凌阁于千古,降垂露于九重。非独法门之荣,实为天下之宝。将以永福,皇弥传乎不朽。谨伏表陈谢以闻谨言。
大历八年四月三日,河内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郭子仪奏
敕建达摩大师踪自五天,化流三界,广津梁于东夏,弘清净之因缘,尊敬遗陈,旌题塔寺,因照正教,永播玄猷,所谢知
祖师塔院
显祖忠武公大历中特奏闻崇饰。珙九年夏授此邑宰,至止月余,亟造塔下,而上奏旧章,帝赐批答,悉录自藏于塔室内,
跽获稽首捧阅,再周伏睹弘道尚教之旨,而忧国之诚,形于至愿。虽盻响内,不忘竭诚之恳,焕乎懿烈,扇赫今古。珙谬宰兹地,获睹遗芳,敢不发挥圣德,期乎不朽。用勒诸贞珉,以垂永永,冢孙朝议郎行河南府永宁县令珙记。
大中十二年九月日建 刻字杨绍
碑阴为:
碑首直书二行,上刻:常住地土为记
(碑身共九行):敕赐空相寺常住地土为记
今具四至下项地土
东至 (峪)口为界
南至令春沟南(岭)为界
西至西白福土门为界北至天河北(岭)为界,内水磨两盘
四至以裹,尽属空相寺常住地土,方圆亩,
数百余顷,并无诤争 议。
大历八年三月 日
“汾阳王置寺表”立碑年代为“唐大中十二年九月”(公元858年)。立碑人为汾阳王郭子仪后人。碑文的大意为,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到空相寺朝拜达摩圣迹,并许愿若达摩禅师福佑,平定叛乱,必当奏请朝廷,“特加崇饰”,给予特别的荣耀。果然,平定安史之乱9年后(公元772年11月),郭子仪即书奏朝廷要求重整寺庙。半年后,朝廷钦赐“达摩禅师宜赠谥号园觉,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据此为证,定林寺易名空相寺乃唐代宗李豫钦赐,并且追加达摩为“园觉”禅师,达摩塔为“空观之塔”。
《汾阳王置寺表》的出土,对于研究佛教文化史、禅宗渊源仍具重大历史价值;又为研究佛教禅宗及空相寺兴衰史、郭子仪与空相寺的关系、空相寺地理沿革等,提供了更加珍贵的实物资料。
唐后历代对空相寺多有修葺扩建,寺内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殿、水陆殿、白衣观音阁等,其南有达摩塔、达摩殿、转角楼、南北僧院等,寺院殿舍400余间,占地50余亩。离寺院西南约50米处有享誉豫西的塔林,占地30余亩,有大小灵塔400余座。整个寺院布局严整,古碑林立,晨钟暮鼓,香烟缭绕。
达摩圆寂之地——空相寺


空相寺,原名定林寺,又称熊耳山寺,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西李村乡的熊耳山下,距三门峡市53公里。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熊耳山海拔885米,北依黄河,南接伏牛山,东临洛阳,西连西安,洛三高速公路从山下通过,交通便捷,风景宜人,既是驰名中外的佛教圣地,也是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历史上熊耳山林木茂密,山花烂漫,流水潺潺,鸟语如歌。
据史料记载,该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年-75年),是中国建造最早的寺院之一,并与嵩山少林寺、洛阳白马寺、开封相国寺齐誉为中州四大名寺。
据《陕县志》记载,空相寺是与白马寺同一时期建造的佛门圣地,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公元536年,禅宗初祖达摩圆寂后葬在这里。千百年来,空相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禅宗信徒追忆达摩禅师、宏扬禅宗精神的最佳场所之一。
唐天宝三年(公元748年),郭子仪曾奉皇命重修空相寺,他亲任总监工。工程竣工后,唐玄宗封达摩为“圆觉”,封达摩塔为“空观”。
陕州即今三门峡市陕县,东据崤山关连中原腹地,西接潼关、秦川扼东西交通之要道,南承两湖,北对晋地锁南北通商之咽喉,是古来兵家的战略要地。九大雄关居其三,崤山、函谷、雁岭分守三门峡的东、西、南三面,北面,一条天然屏障—黄河蜿蜒东行,晋、陕、豫三地依陕州为界居河而治。郭子仪重修空相寺
安史之乱暴发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郭子仪率兵进攻潼关,叛将崔乾祐退保蒲津(今山西蒲州)。郭子仪进攻蒲州,因原永乐县尉赵复等四人在城中做内应,结果叛军大败,崔乾祐逃奔安邑。此后,郭子仪又击败叛将安守忠,收复永丰仓,打通了潼关到陕州的道路。
不久,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弑杀。肃宗封郭子仪为司空、关内河东副元帅,命其班师回凤翔(今陕西凤翔)。郭子仪率部西进,在清渠(今西安以西)与叛将安守忠交战失利,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并自请处分,被降职为尚书左仆射。
此后,郭子仪作为中军副将随广平王李俶前去收复长安,驻兵于香积寺(今长安县西南)北。两军激战之时,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击,前后夹攻,叛军全线溃败,叛将张通儒弃城逃往陕州。唐军一战收复长安。李俶修整三日后,继续东征。
安庆绪命严庄调兵马十万前往陕州,援助张通儒,并在新店(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摆好阵势。郭子仪率军进攻,初战不利。
郭子仪提师自西而东,一路出潼关、过函谷关,意在收复东京洛阳。对于这场决定大唐命运的战役,郭子仪实在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新唐书·郭子仪传》云:“天宝末,盗发幽陵,外阻内讧。子仪自朔方提孤军,转战逐北,谊不还顾。当是时,天子(玄宗)西走,唐祚若赘 (旌旗上面多余的飘带)……”而此时,等待郭子仪的是:安庆绪已经指派大将严庄、张通儒率领15万大军,“旌帜钲鼓径百余里”严阵以待,“(王)师至新店(在今三门峡市陕县西),贼已阵”——双方都在小心试探对方,“最后,贼以二百骑掩军,未战走(意在引诱郭子仪进入圈套);子仪悉军追,横贯其营。贼张两翼包之,官军却。(李)嗣业(李嗣业是大唐名将,是役与回纥合兵,担当前锋)率回纥从后击,尘且坌(扬尘),飞矢射贼,贼惊曰:‘回纥至矣!’遂大败,僵尸相属于道……”
郭子仪杀了个回马枪,把叛军压回到东京洛阳——但洛阳能光复吗?郭子仪心中仍在打鼓!
当他率军挺至今日三门峡市陕县之东、洛阳在望时,还在奈何桥上徘徊的他,“亲礼圣迹”,走进了定林寺(空相寺),而达摩,无疑给了他“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阐化梁朝后,至河南府□□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定林寺),遗塔见在。其所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空中钟梵,往往得闻。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自经 圣代,未蒙旌异。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 上闻,特加崇饰。今若缄默,有负曩诚。臣子之情,伏希 圣察。特望 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度柒僧庶,上资景福,下遂愚衷。”
离开空相寺,郭子仪挥师东进,严庄等却挟安庆绪过黄河,走相州(今安阳):不但洛阳唾手光复,且“河东、河西、河南州县悉平”,郭子仪“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入朝,帝遣具军容迎灞上,劳之曰:‘国家再造,卿力也!’子仪顿首陈谢。有诏还东都,经略北讨”。
安史之乱,中原遭遇前所未有的兵燹之灾,几乎成为废墟。《旧唐书》卷一二0《郭子仪传》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业荒废,曾无一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至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陕、潼之间的长安古道上,尤为严重,定林寺位于陕州东南仅50多公里,而且还在官道旁边,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在劫难逃。”
郭子仪在收复东京之前对达摩大师立下宏誓大愿,而且东京很快得到光复。平定安史之乱9年后,即大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772年)郭子仪奏请代宗皇帝以偿其愿的上表,而他“亲礼圣迹”,时在757年之肃宗时代,是时已过15年矣。恢复战争创伤,恢复定林寺是他最大的心愿。郭子仪这样一位官高爵显的大臣为修复定林寺所上的奏章,很快得到皇帝批准,使定林寺得以恢复,完成了一件大功德。
由于朝廷的支持,空相寺成为天下著名的禅院。据《汾阳王置寺表》和有关资料考证,当时僧人达到800多名,寺产土地数万亩,水磨两盘。空相寺的兴起,使得禅宗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菩提达摩的事迹成了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故事。可是好景不长,郭子仪向代宗皇帝上奏表时隔73年以后,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煽动之下,于会昌五年(845年),下令禁佛,毁天下寺院4600余所,毁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及大秦穆护、袄僧2000余人,解放寺院奴婢150000人,收回大量土地,史称“会昌灭佛”。空相寺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摧残,会昌六年(846年),唐武宗梦想长生不老,服食道士炼的金丹,一命呜呼唐宣宗李忱即位,杖杀道士赵归真,流放罗浮真人,轩辕集于岭南,又恢复信佛。

七年以后,大中十二年(858年)九月,郭子仪曾孙郭珙到永宁县任县令。郭珙任河南府永宁县令后,到空相寺朝拜时,获悉当年曾祖往事,为显先祖功德,便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九月立碑,因当地贫困加之大乱后百业萧条,只得将空相寺原来的地界碑刻的正面磨平后刻以“汾阳王置寺表”。而碑阴则仍保留着原碑的空相寺地界记载。因而这块唐碑阴阳两面的碑文篆刻时间相距86年,这是极为稀罕的。追寻先祖遗迹

2014年11月4日下午,参加“首届中华郭氏家谱展”筹备组郭氏宗亲一行,参访了三门峡达摩祖师禅院--空相寺,敬香礼佛,追寻祖先遗迹,拜会空相寺监院释延慈法师。7日中午,郭杰宗长也专程前去敬香礼佛。


空相寺现为少林寺下院。空相寺监院释延慈法师、“汾阳王置寺表”拓片。

重修空相寺转角楼碑:此碑为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8年)所立,碑中记载唐朝时重修空相寺,郭子仪任总监工。

达摩塔:此塔在寺院中轴线之南,系菩提达摩圆寂后,由积庵法师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筹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郭子仪启奏加封为“圆觉空观”,今称达摩塔。
汾阳王郭子仪在收复东京之前对达摩大师立下宏誓大愿,而且东京很快得到光复。经过九年,恢复战争创伤,恢复定林寺是他最大的心愿。郭子仪这样一位官高爵显的大臣为修复定林寺所上的奏章,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使定林寺得以恢复,完成了一件大功德。《汾阳王置寺表》所述:“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上闻,特加崇饰。今若缄默,有负曩诚……”由此可知,郭子仪与当时王公大臣都是笃信佛教的,就连代宗皇帝和宰相元载、王缙等,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郭子仪与佛教

唐大历四年(769年)郭子仪重建广胜寺(今山西洪洞县)
广胜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的佛教圣地,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县城东北17公里霍山脚下,寺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原名俱庐舍寺,亦称育王塔院,唐代改称广胜寺。唐大历四年(769年),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撰置牒文,奏请重建。
唐代大历四年(769),汾阳王郭子仪在霍山看到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育王塔院”被兵火焚毁,而阿育王的故事也深深引起郭子仪的深思。郭子仪以“朔方左厢兵马使开府同主司李光瓒状河东观察司兼中书省汾阳王郭子仪申请建寺,同年5月27日郭子仪可李光瓒状转摺奏准。”奏请代宗皇帝李豫敕建重修,代宗准奏并赐额“大历广胜之寺”,意为“广大于天,名胜于世”,改称为“广胜寺”。
而杨络撰写的《唐汾阳王夫人王氏碑记》:"而夫人蕴高世之度,抱出尘之节,以为致盈必损,理有固然,誓弃浮华,修归(一作皈)正觉。于是损其服玩,斥其爱染,思契理于胜因,将息心于了义,乃舍京城西别业奏置法雄寺,又于法云寺写藏经,修塔院,置经行之室,立禅诵之堂,景福所凭斯焉。"也最有力的证明了"汾阳王郭子仪信奉的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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