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倩迷航的中国人积极地探索出路绪论-萧氏文化

李亚倩迷航的中国人积极地探索出路绪论-萧氏文化

李亚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以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为结果，于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为形式。自这次条约开始，中国开始了其后难以计数的损害利益的“条约”，直到抗战结束后的《中苏条约》。期间，中国人寻求救国之策无以计数，由官由民推动的事件也已载入史册。
为求得摆脱列强凌辱，“救国论”逐渐成为了话语主导权，并且以强大的语境和思维引导着各个阶层的人，产生了“救国”路线。爱国救国，先是有洋务三十年，但甲午战败迫使中国人反思。这又促成了新的救国论，即通过政治改革的“立宪”来救国，以挽救洋务派那种救国的失败。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不足以支撑“立宪”，它必须借助西方的思想来完成，因而“立宪论”虽然依旧是救国论，但它实际上开启了又一个路线，即中国人面对中西文明冲突后应对的“政治重建”。

一、一场战争引发的“救国”马拉松
鸦片战争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从未中断的华夏文明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并以强大的冲击力影响着华夏文明。用李鸿章的话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然，变局虽然开始了，但中国人要感应到变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期以“文明”自居的华夏，它视周边任何一种种族及其文化为“野蛮”，以为用“华夷之辨”可以化之，也就是所谓的“变夷为夏”。中国人何曾想过，华夏文明被蛮夷所改变，因而1840年来自海上势力的英国，满清统治者依然认为对方是“西夷”。
中英一战之败，促使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反醒，他们开始探求西方世界，找到战败的原因，以获得对症下药的应对之策。先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根据自己的所知，得出了向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主张一种解救之道，还仅是一次开始，它要付诸行动，又得执掌统治权的皇帝去实践，否则任由新的思想主张如何，它们都是空口号。比如，魏源明确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过二十年后才由清廷的恭亲王奕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去付诸实践。一种主张，从开始提出，到付诸行动，期间经历的塑造一种思潮，前后的努力终是没有白流。
洪杨之乱时期，鉴于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太平军与欧美有些宗教亲近并获得大量军火，为达到制衡洪杨势力，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平叛方逐渐吸收西方的军火。值此，满清地方势力因太平天国的叛乱而被迫向“师夷”迈步，遂有其后三十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而“洋务”之始，其本名就是“夷务”。
洋务三十年，清廷获得外表的强大，北洋、南洋海军名噪一时，军械也大有改进。这期间，除1880年代有过和法国之战，与其它的列强基本相安无事，况且中法之战并未在战争上失利，因而满清逐渐变得志骄意满，一时颇有“中兴”迹象。
步入90年代，中日在朝鲜发生冲突，进而引出“甲午战争”。此战以东洋小国、原学生的日本获胜为结果。甲午战争对中国之影响，诚如梁任公所言，“甲午丧师，举国震惊”。中国人因新败而求变，表现有二，一是延续中英之战后的“救国”路线，二是“救国”方案开始谋求政制的变革，亦即“政治重建”路线。
在康梁酝酿之下，经过几年的助推，光绪帝于1898年6月采纳康有为之策，提出“维新变法”。然而，书生论政，意气勃发，现实运作欠缺，故康梁引来新旧势力联合抵制，并促成慈禧太后决定抛弃之。康梁无奈奔逃，而“六君子”喋血京城。逃亡以后，康梁为推卸责任，先后编撰了大量的一方之词，有意获得舆论主导权，以期国人同情。因康梁之辞，维新变法的评价始终依赖于康梁，但今日回望，其过其错其责，我们一目了然，也就是“好谈空论，不务现实”。
康梁，原本以激扬文字为能量，贸然提升，一时卓然于众官僚之上，缺乏政治运作之经验与能力，他们遭到抵制，实乃帝制社会的惯例。至于此番变法失利是好是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以我之愚见：康梁失利奔逃日本，对中国社会与思想之影响之进步，实在是有百利，为后来的“预备立宪”创造了基础。因此，由“变法图强”到“立宪救国”，已经是历史性突破，它表明了中国思想界正式打破传统的路径。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俄战争发生于中国东北，这次又是以小国日本打败庞然大物的俄国。日俄之战，更是激发了中国各阶层，并触动满清意识到“立宪”之重要，以为当时梁启超等人所言“立宪可以救国”不虚。于是，清廷有了“五大臣考察”安排，再是1905年“废科举”，再是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
从“中英之战”到被迫推动“预备立宪”，满清已经匆匆66年。期间之良机，不知错过多少？又有多少次中西冲突与论战？然而，这时一诏书下来已经晚了，中央与地方不能协调，推动者欠缺有实力有思想的团队，仅凭力量涣散的几个人呐喊，让操作者孤独无助，疲倦于各方周旋，焉有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立宪”环境。况且，以“立宪救国”论，它可能激发国人一致，也可能激发不满者逐渐扩大。事实上，满清推动“预备立宪”后，恰是逐渐缩小自己的统治基础，却不断地壮大了反对势力。
“预备立宪”实施2年，清廷公布立宪预期为9年。但是，期限公开以后，立宪党人逐渐变得躁动，整个社会亦随立宪党人的言辞而焦躁起来。一波请愿，又一波请愿，失败的请愿为革命党人提供了良机。适时，四川保路运动激发武昌突变，进而演变成结束满清的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武昌起义。
因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联袂主演，武昌起义遂有意外之成功，更有我国肇兴“共和制”的基础。然而，以中国当时的语境和环境，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立宪改良，还是革命制宪，“救国论”充斥言论界，以为各种药方均是药到病除的效果，但几番风雨后，失败的结果让中国人更加激进与焦躁不安。
中华民国奠基了“共和”，但建设共和却是极其不顺，以致打破旧秩序后的社会逐渐走向激进的不断革命路径。如从北洋政府到国民革命，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与此同时，共和制确定以后，由于新的共和制并无中国传统，因而建设共和出现了坎坷曲折之路。一方面要建设共和国家，一方面要摆脱1840年以来的“亡国灭种”语境，这形势迫使民国政府不得不承担着双重使命，并且随时接受激进、焦躁的国人的批评。
应该说，进入共和制以后，中国的外患已经不同于19世纪中后期了，而是主要受近邻两大强国――日本和俄国――不停的侵略。先是俄国趁机策动外蒙独立，再是日本趁俄国革命而独吞东北，再是日本策划“9·18事变”和伪满洲国，后是日本策动华北危机，再是“七七事变”引发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保民族尊严和独立，在蒋介石委员长统领下，我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并且以四大盟国的身份取得了对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换句话说，1945年是整个中国人――中华民族――获得中英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救国”的成功。自那以后，中国人就可以放下这个任务，全力以赴投入到“政治重建”的任务上。

二、思想上的激进演变
历史进程中的前进与保守，它是离不开思想基础的。在温和时代，整个社会的思想趋于静态，它这时往往表现为保守的，以固守现实秩序。及至社会秩序久了，出现另外的极端，或是受到外敌的侵略，此时社会呼唤新的思想，寻找突破，以扭正现实秩序中凸显的问题。
今日内地之中国人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塑造的民主话语体系成为了人们认识中英战争以后历史演变的标准。如以民主思想去评判1840年以后的诸多次思想事件，又如国民革命以前的改良和革命在发动群众上如何弱。这种以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话语体系，它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思想演变就无形中树立了一个认识标准，进而以它去阐释，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事实上，中国自1840年以后发生的思想演变轨迹，不管是前期的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还是到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它们在本质上仍然没有真正的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传统文化及其思维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英之战以后的历次思潮（或思想运动）的实践性，特别是确立共和制以后的政治重建。毕竟，传统文化依旧以强大的影响力在指导着中国人，与思维、习惯、风俗、宗教等因素形成的观念一起，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此种现实，恰如梁启超所言，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政治观念。
以林、魏为代表的思想变化为起点，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穷则思变”思维及思想理路，却不见于所谓的“民主思想”。今日学界以“近代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誉之林则徐，实乃政治用意，超出了思想的本来面目。林则徐以边疆大吏的身份与欧洲国家交往，特别是应战英国的鸦片贸易，注重寻求对手的资料，这仍旧不过是孙子兵法上所讲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若要强调他在思想层面上具有巨大的突破，这就过誉了。
因中英之战扩大中西交流，促使中国一批知识分子注意去了解西方，找到西方成功的钥匙。换句话说，即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依然是沿用中国传统的功利、实利的思维，这种心态就是急功近利，千方百计想找到救国的捷径。比如，起初的林、魏认为是中国的科技落后西方，因而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是康梁以更急躁的心理强调学习快速崛起的日本，指出“日本三十年走向强国”在我国可以三年实现；至于孙黄革命党人，他们更是以“反满革命”可以解决一切，以为革命成功了就会始终宪政。
一个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人经历了2000多年的帝制时代，所积累的帝制的思维、思想、习惯、风俗等，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绝非中英战争以后各个思潮的倡导者们所表达的那样轻松，更不可能在三五年就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比如，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过去100年了，但今日的中国人依然是在匍匐前进，民主也还未扎下根。
由林、魏过渡到王滔、郑观应等人，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变化，实际上是承担了吸收西方文化的突破角色。具体地说，这个时候的思想家，他们已经开始密切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以当时的中国式语境去解读西方国家的政治。王滔指出，“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这个时代的话语，为稍后的维新变法提倡的“君民共主”培植了思想基础，而“君民共主”又在1901年被梁启超命名为“君主立宪”，进而有了1906年清廷启动的“预备立宪”。
与此同时，“君主立宪”在语境上的对应关系，就是革命党人倡导的“民主立宪”，或者说“民主共和”。这种语境、语义逻辑方面的嬗变，它本质上不过是中国思想的演化，距离西方纯粹的政治思想遥远。但是，由于武昌革命被革命党人的话语权所左右，故而中国人自那开始就逐渐被革命话语体系所垄断，也就是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共和制”“民主”等话语构成了政治理论的基石。
革命党人塑造的话语体系是否为排它的唯一，这是值得中国人思考的事，特别是要思考这种革命的话语权所隐藏的政治逻辑，理解它所塑造的“民主”话语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假如不去梳理这些不同时期的术语和话语演进，我们就容易被革命党人的一家之言所左右，也会不自觉的跟着它们的隐性政治逻辑走。
孙黄的革命学说，它是典型的洋务中后期的术语和康梁改良话语的结合版，也就是以“立宪”“君主”“民主”“共和”等政治语言为基础，表现为符合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简要地说，革命党人的政治理论就是“反满的种族主义”（当时革命党人以为是“民族主义”）、“民主共和”（或是共和、共和立宪、民主立宪等）、“宪政”、“政党政治”等等。这些政治学的理论，后来成为了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去建设政治的指导思想，也是曲折之路的渊源。
共和制被确立以后，原来的“君主立宪”话语体系作为历史淘汰者身份被勾去选项。然而，进入共和制以后，建设共和更加艰难且漫长。先是袁世凯复辟，旋即被捍卫共和的力量压下去；继而是张勋复辟事件，又再次被守护共和的力量快速击退。经过这两次的复辟事件，共和制终于被巩固下来了，但巩固了共和并不等于中国人可以胜任建设共和的能力。
当时，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他们目睹了共和波折的复辟事件，决心从思想、文化入手，以培养新青年在使命，认为通过改造青年来建设民主、共和制，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事件。这次思想运动，它是一场以倡导个性主义、放任式自由和平民主义的思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摧毁帝制秩序，迫使帝制再也不能回头，但是，由于整个的思想不清晰，缺乏一套系统化的梳理和总结，因而新文化运动从开始就带有我行我素的色彩，其平民主义的思潮则助推社会越来越激进。
以新文化运动为界，中国的思想演变基本终结，而前后两个时期的思想体系所指导的革命行为，我们也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现象，其一是国民革命以前的立宪建设思路，其二是国民革命以后的民主建设思路。新文化运动也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民主话语体系”，并逐渐被该激进的语言所左右。而且，历史的发展也一次又一次的表明，民主路线的话语权，它只能是越来越激进，越激进越获得大众接受，整个社会缺乏对激进话语权进行刹车的思想体系。这个现象至今不被海峡两岸的思想界所关注，就更遑论新的突破。

三、时代性的历史人物
任公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言：有造势之英雄者，有时势所造之英雄。处在大变革时代的历史人物，不论其个人能力、品行如何，不论其对历史进步倒退所起作用如何，我们都可知晓一点，即时代环境下的历史人物，他们必定要伴随着时代烙印，难脱时代的语境与思想。

时代大环境下的人物，离不开时代语境及其思想，因而他们的认识就必定具有历史的局限，此结论适合任何时期的任何人物。今天的我们看林魏，看康梁，看孙黄，看国共两党的人物，皆逃不出此理。这原理在历史学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还原历史”，不以今人之意思强加前人，更不以今人之认识抨击前人，而需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去理解。
诚如前面所言，我国自1840年以来，其大环境有二，一是直观的爱国救国，二是中西文明冲突与中国政治重建。就前者而论，中国人经过不断学习西方，以近百年的时间，于抗日战争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与认可，并成为战后的五大常任理事国身份。应该说，中国人在1945年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它绝非孤立的，也不是天外来客的礼物，却是洋务运动、政治变革、法律改革、文化改造等系统化革新的产物，亦是一步一步前进的结果。
在这个非常年代上的历史人物，政治社会的每一次前进，抑或倒退，它都要对历史产生影响，而且是激发更大的政治能量来促成社会前进。比如，晚清预备立宪实施几年后，由于皇族内阁的产生和多次请愿失败，使得立宪党人转向革命，进而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意外成功。试想，假如以平民主义的革命路线为标准，那扮演倒退角色的历史人物就只能是被巫名的评价，只能是反动与落后的小丑。
历史演进是脉络性的，它不是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个人全凭意志来左右去发展的，因而它的发展现象具有一贯性和承接性。1840年中英之战后，林魏所“开眼看世界”，到底是历史性跨越，还是后人有意拔高？以当时之形势来讲，林、魏大抵是开明派，就是不排斥外来的西方“诸夷”，想弄清楚西方列强的资料，以便于以后和他们交往，做到“知己知彼”的从容，但是后来者为达到某种需要，故意塑造一种“开眼第一人”的印象。
不过，中西交流的大门既然打开，它就再也关不住了。而且，满清还是枪炮下接受城下之盟，因而它就更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轻易拒绝与西方诸国交流。沿着这个思路，即便林则徐、魏源等人不在前面呐喊，不去探索出路，也会有他人去承担这个角色，也会有后来的更大中西交流。或者说，洋务运动的兴起，它更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满清地方势力镇压太平军的现实需要、满清在英法侵略中被迫接受更多的开放要求，等等。
时代之人，受制于时代环境，受制于时代的思潮，受制于政治角度，脱胎三者去论历史人物，以为个人如何改写历史，那都是不现实，或不符合事实。比如，要问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何以不言君主立宪？又或是康梁何以言君宪而不谈论民宪？又或是国民党谈革命而不讲改良？此种话语，该不能脱离时代语境，因而我们如今去回看那些逝去的历史，不宜以一家之言做依据，而需置于一个广阔的时空去认识。要知中英之战以来历史人物何以不能轻言成功，这就需寻找复杂的环境，不以一时一境之行为论，毕竟中国至今尚处在政治秩序重建阶段。
毫无疑问，历史人物可以改写历史进程，或进步或倒退。以助推社会进步而论，时代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一时叱咤风云，搅动整个社会局势，但要问他们实现理想如何，我们只能哀叹连连。以洋务救国论，洋务徒伤悲；以康梁君宪改良愿景论，立宪完败；以孙黄共和立宪论，共和跌宕起伏；以平民主义走民主革命论，民主至今是追求。因此，历史人物如何英杰，他们都不能摆脱社会思潮这个大基础，否则就只能是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最后就是对政治人物作惋惜式评论。
观念的革命由历史人物率先引领社会，进而推广给更多的群体。但是，观念的突破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然迸发出来的，它要受到时代性影响，要受到文明体的限制，要受到阶层层次的阻扰。时代性，就是指新的观念作为一种认识，它不能完全脱离前时代的思想、习惯、风俗、宗教等因素；文明体，就是指不同的文明体拥有不同的语言、概念、思维等因素，作为中西文明的偶遇，它们在最初的对话必定是各说各话；阶层层次，就是身处不同的阶层，他们由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不同，所感受到的认识也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越是中底层群体越是保守排它的。易言之，社会前进也是有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它是先有接触西方的群体逐渐把西方的知识引进来，再逐渐推给不同的阶层/群体，同时也是西方思想不断地趋近本源。
芸芸众生与时代共命运，话虽如此说，但他们往往是社会发展中的被挟持对象。无论是所谓启蒙，还是所谓群众路线，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居于社会多数的群体，他们始终是沉默的、无所适从的和不关心时局的。以这样一种现实的状况，我们要论历史人物，那又要看待他们如何心系苍生黎民，又是如何保护多数人的权利与自由，而不是有意去挟持他们――以之为庸众或同道。比如，近代英美发生的社会革命，居于社会中底层的群体，他们始终没有被逼站队，而是可以延续原来平静的生活方式。
以中国文化之演变来讲，战国以降的2000余年里，由于平等意识被植入帝制社会，因而居于社会多数的中底层群体往往在统治秩序发生更迭时被动卷入，他们不得不以反叛者的身份出现，是谓“官民对立”现象。而且，这种路径在1840年以后的晚清民国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有反映，民以多数人的姿态被反叛团体纳入进来，从而形成一种道义力量，对官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官民二元对立现象，在民国建设共和制期间，它是直接冲击着政治重建，最终导致了重建政治秩序的失利。
49分野，大陆和台湾就各认取了一个方向，但它们还是要受制于不同时期的思潮，要受到接受不同思潮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影响。台湾的主导者多是晚清民初时期的思想基础，大陆的主导者却是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话语体系。这种思想基础的分界，对政治重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也对政治走向产生不同的结果。要之将来的中国如何，我们试问过去的路径就大抵知道。但是，以海峡两岸所面临的环境看，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拐点，因而今日的中国人，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去思考过去的历史，并根据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外历史进程来吸收经验，以服务于我们的未来建设。
2017年3月16日 周四
郭贤源：独立学者,青年思想者、宪政学者，秉承“思想自由、独立精神”原则，长期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以来保持独立的见解。欢迎朋友们关注与支持，亦欢迎与有兴趣的朋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