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穿越好【魁阁学社】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魁阁学社】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The Rural-clan Landlord Economyin Northern Fujian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作者简介】郑振满，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文化史。
【摘要】明清时期,乡族地主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各省尤为发达。本文以闽北地区为典型,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了剖析。指出:明清时期,由于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了强化,同时也阻碍了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正常发展,从而延缓了封建的土地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解体过程。
【关键词】明清；闽北；乡族组织；地主经济
所谓乡族地主经济,指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直接结合、由乡族组织集体所有的一种地主经济形式。乡族地主经济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地主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地主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本文考察明清时期的乡族地主经济,目的在于探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明清时期,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有较大的地区性差别。闽北建宁、延平、邵武三府所辖的地区,乡族地主经济曾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根据土改时期的调查,闽北的各种乡族共有田,超过了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其比重高于福建其他地区,在邻近省份中也名列前茅。因此,剖析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对于探讨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见诸文集、族谱、方志等地方文献。此外,各种形式的契约、分关、碑刻、铭文以及近人的若干调查资料,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有关信息。由于有关资料较为分散,为了便于综合考察,拟先对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略作分析,再论述其发展途径及演变趋势,最后集中探讨其所有权性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
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因其所有者、具体用途及物质形态的差异,可作如下的分类:首先,从所有权的归属来看,可以分为宗族所有(下称族产)与地方所有(下称地方公产)两大系统;其次,从具体用途来看,包括用于祭祀、教育、赈恤及公益事业等类型;再次,从物质形态来看,有田地、山林、店房及生息资本等差别。
明清时期闽北的族产,体现了各种亲属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自唐宋以迄明清,闽北有不少绵延上千年的名门望族,历数十世而“谱系不紊”,聚数千众而“昭穆井然”。在宗族内部,依据居住环境及世代系列,分别形成了“支”、“派”、“房”、“祠”之类的亲属集团。与此相适应,族产的权益也分属于宗族内部各种亲疏有别的亲属集团,各族都有许多相对独立的族产单位。例如,崇安县《吴氏家乘》称:“宜于谱中分别某房为某祖立祭田若干亩于某乡、某地,以免于争。”浦城县《水南房氏族谱》规定:“各房嫡祖自置祭田粮、租,亲派管理,外房不得越占。”一般地说,族产的权益只有创置者的直系后裔才有权分享,其余旁系族人则不得问津。明天启元年,建阳庐江何氏的《艮房祭田记》,对此提出了两条准则:一是“明嫡派”;二是“溯由来”。可以说,这是确认族产权益的主要依据。
明清时期闽北的地方公产,体现了各种地方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自宋代以降,由于土地买卖及自由租佃关系的发展,生产资料的易手经常导致人口的流动,闽北各族大多处于杂居的状态。因而,在各族之间,又形成了各种以地缘联系为基础的地方组织。除了由官府编定的里甲、保甲之类的地方政权组织之外,闽北的地方组织主要为各种“会”、“社”。这些“会”、“社”一般都是乡绅阶层的社会组织,“类以合群保民为宗旨”。其中有的与祭祀活动有关,如“三王会”、“将军会”之类;有的与地方教育有关,如“文光社”、“文社会”之类;有的与慈善事业有关,如“长生社”、“义埋社”之类;有的与公益事业有关,如“桥会”、“渡会”之类。乡绅阶层以集“会”结“社”的方式,操纵着各种地方事务,同时也支配着与之相关的地方公产。
明清时期闽北的乡族组织,以各种不同的名义与地主经济相结合,创置了各种不同用途的乡族地主经济。建阳《黄文肃公族谱》的《凡例》中,对此有一概括的说明,其略云:
祀产,先人所遗或自创置,或田或山……更有某祖某妣位下子孙捐出田地入祠充祀者;又有役田,以佐门户里役之差徭;有学田,以资读书之灯油、脯修、试费。
上述说法,仅仅对族产作了大致的分类。实际上,各种乡族地主经济的名称与用途,往往名实不尽相符,相应的比重与规模,也不可等量齐观。为此,有必要略作具体分析。闽北的族产主要是祭产,其余各种族产则时有兴废,比重不大。下面试以瓯宁县屯山祖氏的族有田租为例,分类列表,以资说明(见表1)
说明:1.《宗谱》中记载的田租种类,有米、谷、豆、麦、银、钱、冬牲等等;其计量单位,有担、石、箩、桶、斗、升、两、千文等等。本表只计租谷，其计量单位用箩，依当地习惯，每担=3箩；每箩=2桶；每担=6桶。凡难于完全折算者，则注一“‘余”字。2.本表资料见于卷8《祭产》。
如上表所示，屯山祖氏的族有租谷近7000箩，其中祭租约占93%,“书灯”租约占6%,“养役”租不及1％。祭租又分“特祭”、“合祭”及“香灯”三类;前两类用于祭祖护墓，“香灯”租则用于敬神拜佛。
明清时期，闽北祭祖的方式颇为复杂:按祭祀的对象来分，有“特祭”及“合祭”之别;按祭祀的时间来分，有四季“时祭”及生死“忌辰”之别;按祭祀的地点来分，又有“家祭”、“祠祭”、“墓祭”之别。祭产的设置，与祭祖的方式密切相关，但主要不是按祭祀的时间及地点分设，而是按祭祀的对象分设。所谓“特祭”，是指各房为直系祖先设祭。祖氏自第十一世至十八世，共有24人置产“特祭”;此类祭祖近5000箩，占全部族有田租的71%强。所谓“合祭”，是指为各房历代祖先统一设祭。祖氏一世祖溪西，于南宋末年由浦城县上湖村迁居瓯宁县谢屯村;明代初年，六世祖永宁、永明派分二支;明中叶前后，永宁支十一世祖榕、永明支十世祖阳岩，分别置产“合祭”六世祖以下历代直系祖先;清康熙年间，两支先后创建“世德祠”、“继善祠”噬鬼录，各自“合祭”两支派下历代直系祖先;清道光十年，永宁、永明二支合建“典义堂”，又称“典礼祠”，共同“合祭”两支一至五世祖。因而，祖氏共有5个用于“合祭”的族产单位，计租1000余箩，占全部族有田租的14%强。
“香灯”租、“书灯”租、“养役”租之类，大多附属于族内各个祭产单位。祖氏共有“香灯”租近500箩，约占全部族有田租的7％。其中合族公有的“晏公产业”，附属于“典义堂卜永明支公有的“无祀坛”祭产，附属于“继善祠”;永宁支十三世“廷琮祭”，带理“西峰岩香灯田”。此外，祖氏捐入村中“凌云庙，及“前山庙”的“香灯田”，分别由各庙僧侣代管，其所有权则仍归祖氏族人。祖氏各房设置的“书灯田”，分属于6个祭产单位。其中永宁支4个，即十三世“廷琮祭”、十四世“世荣祭”、“申显祭”、十八世“盛文祭”;永明支两个，即十六世“春茂祭”及十八世“乾仁祭”。祖氏未见置有“‘义田”，“养役”租仅60箩，附属于永宁支十八世“申显祭”。
值得注意的是，闽北各族的祭产除了用于祭祖护墓之外，往往还用于教育、娠恤及某些公益事业，因而可以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族产。明万历年间，建阳傅氏建立“仰止祠”，谢肇淛为之作《记》曰:
祠始于戊午九月，落成于庚申十月。公之子复思禴祀蒸尝必有其田，遂以二百亩为春秋祠墓之需，羡余则以备修葺及课艺资，而族之婚嫁、丧葬无资者，威取给焉。
闽北各族的族谱中，往往对祠产的各项用途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浦城《达氏宗谱》的《族长伯荣公遗训》称:
有志儒业，入泮者，给兰衫花银二两;凡赴乡试者，给程银四两;凡赴会试进士者，给程银八两;及第衣钵祭祖者，给旗杆银二十两。婚嫁婆媳者，贺喜银五钱;孤贫身故者，给殡银二两。
与此类似，各族用于“特祭”的祭产，往往也兼有其他的职能。邵武勳潭黄氏的“富五公祀田”，其收入“除供祭外，其余为瞻十甲里役之用”。瓯宁县磺溪葛氏六世祖佛童所遗下的祭产，每年除“办祭颁胙”外，还必须供给八月二十日“做醮、开路”的费用。各族培植族人的费用，往往仅次于祭租，但也有的地主认为，此类费用可以直接从祭产中提取，不必另立“书田”。《闽瓯屯山祖氏宗谱》的《缵侯公将蒸尝作书田遗嘱》称:
我父与我兄弟身游泮水，何有补助?惟励志青灯，矢心黄卷，斯为上士，籍书田而始读者未矣。尔等候我归天以后，分炊之日不必设立书田。凡我派下子孙，有志勤学、克绍书香者，即将我蒸尝……让收一载，以为冠带谒祖之雷。
在祭产兼有其他职能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把其他形式的族产合并在内了。因此.在闽北，“义田”及“役田”之类的族产，虽然宋元时期已经出现，明清时期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而是逐渐减少，甚至趋于消失了。
闽北地方公产的用途及名称，与族产大略相似。试以光绪《续修浦城县志》的有关记载为例,分类列表如下:
清末浦城县的地方公产,有的归全县共有,有的则分属于各乡、各里、各村,甚至分属于若干特殊的社会集团。下面试以教育类为例,略作说明:
书院5所,1所为全县共有,即“南浦书院”;其余4所,分属于东、西、南三乡,北乡则未见设有书院。南乡有两所书院,分别设于清湖里临江街及人和里石陂街,各由“绅董”倡建或募捐田租数百担,“以赡常费”。书院为学者“肄学之区”,不分是否获得科举功名,皆可就学。
社学4所,分别设于泰宁里富岭街、人和里石陂街、新兴里西乡街、忠信里上坦村。社学原作宣讲诏令、“训迪里民子弟”之用,其后亦用于“常教常学”。
义学1所,设于城关棋盘街;义塾3所,都设在南乡。义学及义塾用于“延师训课贫家子第”,分别置有田产,“岁费有常”。
宾兴田及公车田,专供参加科举考试之用。宾兴田计租380余担,“为侨寓吾邑已历三世、有田园庐墓、身家清白、愿入邑籍者捐资所置”。因而,宾兴田必须由“城乡入籍、捐资捐田者……公举董事经理”,其田租则“每逢乡试,……按文生、监生数匀给”刘颖君。公车田计租90余担,原由“知县周虎拜详充东山寺废租”而成,后因寺租“为上宪拨充建溪书院经费”,由“恩贡生张荫生所倡”,另行捐置。公车田“交董事举人轮流经理”,其田租“遇会试之年,按文举人名数匀给”。此外,南乡石陂街的“青黎书院”,也置有宾兴田租30石,专供士子赴试之需。
在各个社区及各种社会集团中,地方公产一般都归“绅董”之类组织经管,而这些“绅董”又是由捐置者组成的。上表中的“同善堂”,曾“倡捐巨款,办赈饥、埋骼、义学、育婴等善举十条”,其参加者则为“周、徐、占、孟”四大姓。浦城南乡水北浮桥,由“潘、吴、毛众姓捐置”田租76石,其桥田则由三姓后裔管业收租;北乡甘源桥,由“范处村众置”田租1200,又由乡绅杨镇南“捐置”田租1000斤,则杨镇南便是当然的“绅董”。此外,有些桥田或渡田之类,虽然用于地方公益事业,但由于来自一姓独捐,则由一姓自理。如城关南浦桥,原由乡绅祝昌泰捐入“苗租”140余石,“意者斯桥为渠家独建,不过指此为岁修之需,其租仍自管理。迨道光公建石桥,因遂援为己业”。这种桥田历年一久,则与族产无异。如仁寿浮桥田的变迁,据记载:
乾隆间,邑绅吴金鉴于金风门外独建仁寿浮桥,捐入安乐图苗租五十一石八斗。(咸丰)戊午乱后,其家中落,伊孙吴继善、继昌、继辉,分据为业,斯桥遂废。
很明显,这种桥田并不属于地方组织所有,因而不可视为地方公产。
应当说明,上表有关各类地方公产的统计数字,并不反映其实际所达到的规模。因为方志中所登录的各种地方公产,仅仅依据各有关地方组织的“册报”,否则就不得其详了。以祭祀类言之,《浦城县志》共记载各种“民祀”的宫、殿、庙、祠、阁等共97所,此类设置照例都相应置有用于祭祀的公产,但《县志》中仅登录“浦城会馆”捐置的“天上圣母宫”的“祀产”,共计店房21所,租钱480千文;其余“民祀”庙宇设置的祭产皆付诸阙如。此外,清代浦城县城关共有18个“社会”,分别置有用于“社祭”活动的公产。我们曾见到一批买卖此类“社会”股份的契约,但在《县志》中亦未见有此类记载。因而,上表有关各类地方公产的统计数字,必然是挂一漏万,与实际数量相去甚远。
明清时期闽北的族产与地方公产,都是用于收租取利的,因而体现了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
闽北乡族组织对于田地的所有权,直接表现为一种征租权。明清时期,闽北的地权分化现象十分普遍,往往在同一田地上,并立着两个不同的地主,如“大苗主”、“小苗主”;“骨主”、“皮主”;等等。与此相适应,田租也一分为二,如“大苗租”、“小苗租”;“骨租”、“皮租”;等等。因而,地主对于田地往往并不持有完整的所有权,而是持有一部份征租权;如果持有完整的所有权,则可以同时征收两种地租,如“皮骨租”、“大小全租”之类。在各种乡族组织占有的田地上,地权分化的现象同样很严重。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五载:
按,桥渡……典守缮治,皆有苗田……而册报中有称额租者、租谷者、田面谷者、大苗租者、小苗租者;有开明田供、土名、额数者;有只开土名、额数而失去田供者;有填写土名之字,字书不载及引用讹谬者。各乡风土不同,俗称亦异。
一般地说,在同时征收“大小苗租”的情况下,地主有交纳钱粮的义务,也有自由招佃的权利,因而必须同时开具田地的“田供、土名、额数”;在征收“大苗租”的情况下,地主有交纳钱粮的义务,但没有自由招佃的权利,因而只需要开具“田供”与“额数”,而不必开具“土名”;在征收“小苗租”的情况下,地主有自由招佃的权利,却没有交纳钱粮的义务,因而只需要开具“土名”与“额数”,
而不必开具“田供”。地权分化的发展,既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对于地租的争夺,也反映了各种地主共同剥削佃户的关系。下面试以顺昌县上洋谢氏十二至十六世的祭租为例,分类列表,以资说明(见表3):
说明:1.计量单位及折算办法同表1;2.依当地习惯,“骨租”又称“苗租”,“皮租”又称“佃租”,“皮骨租”又称“苗皮租”、“苗佃租”;3.本表只计祭租,各祭附属的“公产”及“书田”租之类未计入;4.本表资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谢氏宗谱》,不分卷。
如上表所示,在谢氏历代的祭租中,“皮骨租”只占47%,而“皮租”及“骨租”则分别占12%及41%,两者合计超过了祭租总额的一半。可见谢氏宗族对于多数的祭田,未能持有完整的所有权。在分别征收“骨租”或“皮租”的祭田上,除了谢氏宗族之外,还有其他的地主,也同时分享着另外一部份权益。不仅如此,有些征收“皮租”的祭田,还要向其他地主交纳“骨租”。例如,十五世“诚斋祭”的五段“皮田”中,有两段分别由谢氏交纳“顺昌正识寺苗银三两”、“冯宅租银一两六钱”,其余3段则分别由现耕佃户交纳“魏周亮家苗谷七箩”、“黄宅苗谷七箩”、“冯宅苗谷九箩”;十六世“霞标祭”的9段“皮田”中,有7段分别由谢氏向“兴国寺”、“正识寺”、“张宅”、“廖宅”、“谢宅”、“祖宅”等交纳“租银”、“苗钱”或“贴差银”,有2段则分别由现耕佃户向“汤宅”、“谢宅”交纳“苗谷”。在这里,谢氏宗族实际上是二地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族组织征收“皮骨租”或“大小苗租”的田地上,同样并立着两种收租权,而且随时都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试见下引瓯宁县“颖川”陈氏的《上翼公日、月、星三房合同契约》:
缘先年上翼公立有连皮骨祭田一段……递年收苗谷二十二箩、冬牲一只,外皮谷二十箩、冬牲一只。因乾隆三十八年,余姓争讼坟山界址……将此皮谷二十箩,在本族正发边质得银五十两,前来公用。后汝会自用价银五十两,又钱六千文,向发边赎回此皮谷,图为己业。但田价时值百金,岂容一人便宜……日房嘉玉等近前,照依时值土风,出得高价镜纹银一百一十两正,足平足兑,向汝会之子孙福春处赎出此皮谷,以充朴九公名下蒸尝。除赎价外,更剩银五十四两(归公)……其皮谷的系日房加价取赎之业,任凭日房子孙前去收谷管业,与月、星两房无干涉。
从一田二租变为一田二主之后,两者可以同时向佃户收租,从而体现了佃户的双重依附关系。
乡族地主所采取的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定额租,但也有少数折纳货币。在粮食价格看涨的情况下,乡族地主一般不允许交纳折租。浦城县《东海徐氏宗谱》规定:“额租,各佃递年送市交纳,不得滥折背泊”。政和县《东平宾兴章程》称:“有田即有苗,何用钱抵?”即使在交纳折租的情况下,租额也要随粮价变动。《东平义学董事章程》规定:“凡以钱折谷者,本冬即照客庄苗价折算,欠至次年当照时价折算。”由于乡族地主习于通过地租的商品化过程投机取利,因而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是十分困难的。
在定额租形态下,乡族地主并不过问田地的经营情况,佃户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但是,乡族地主往往利用换佃的机会增加地租。建阳县潭阳肖氏有一段祠田,原来每年收“苗谷”55箩,后因佃户“屡年欠租十余箩之多”,经官府断决,“将田起出,着值祭自行另佃,递年征谷七十二箩”。此外,又有押租及其他附加租。建阳县《后举平氏族谱》载:
祠上租田,载有五年一换立领者,乡名“小买”,若本佃舞弊,同起田另召。
所谓“小买”,又称“小顶”,是押租的一种形式。在佃户欠租的情况下,地主可没收佃户预交的押租,并“起田另召”。“换领”又是地主加租的一种手段。建阳县《后举平氏族谱》的《祠规》载:“届期取领换字,每石收折利租二十文”。浦城县《达氏宗谱》的《凡例》载:“乾隆五十一年清明……各佃换领,整定祭租,两比前较益数担。”
乡族地主经济的剥削方式,与私人地主经济并无二致,而其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则为普通的私人地主望尘莫及。浦城县《高路季氏宗谱》卷五载:
如有顽佃抗欠及隐匿额数、卖弄田界、盗刈等情,值年向前理论,凡公子孙
皆当相助。至于需用,各房同派。
如果系本族佃户“霸占不交”,则必须绳以“族规”、“族法”,“即同族、房长追出”,以免“有失亲亲之义”。此外,乡族组织对于佃户的超经济强制,还得到了来自官府的助力。浦城县《金章杨氏族谱》卷十一载:
惟同治丁卯六年,下地世敬公坟庵,有墓佃余元妹犯盗葬伤祖、墓田架屋、枭吞祭祖等款,衢乃邀同族长永宣公子,偕本房有功名者若文辉等,呈控前廉……先是,伊子名上兴来忠信,被我族人文翰、章镇叔侄留宿追取祭租,殊兴伺隙潜归,反敢寅夜奔控“虏禁勒赎”等谎,幸蒙批驳在案……至癸酉十二年秋,经长男章云催县,叩主事公提讯了结……余姓自知罪已可宽,再四托中求情,自愿挖扦示罚,安山赔租。
在各种地方组织中,如有佃户欠租,则更是动辄“禀官究追”、“严惩不贷”。可见,以乡族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地租剥削,比私人地主更为残酷无情。
闽北的山林不征赋税,大多为强宗大姓所据有。各族对山林的占有形式不一,“以先代有契、有坟墓、并蓄留树木及租人开辟以管业者为妥”。一般地说,山上一旦葬有墓穴,则不容“垦为田地、掘为沟渠”;如果山上林产较丰,则“给居山者采之,而纳赁租于宗祠”。由于林木的生长周期较长,垦种山场又需要较多的工本,因而,山林的租佃关系一般较为稳定。建阳县《陈氏宗谱》载:
茶山一处,山租一千二百文,吴九迓交租,后代吴喜涛,堂兄保生;
茶山一处,山租二百文,熊万福交租;
荒山一处,租与人开有茶山,递年交租钱二百文正。
上述三处山场,都是定额租形态,而且租佃期限较长,主佃双方往往世代相承。山林的租佃关系中,也出现了“皮骨”分立的现象。清道光十一年,光泽县古氏分予“神房”竹山一嶂,“公议:山中所采柴竹钱,皮骨三七均分,照管者受分十中之三,兄弟与授十中之七,并议杉木归众”。在这里,地权分化以分成租的形式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闽北的乡族组织往往设立寺庙管理山林,僧侣实际上具有佃户身份,人身依附关系相当严重。明永乐年间,建阳县竹林陈氏以坟庵改建为“普济寺”,招僧住持,“递年交租钱五两”。万历九年,“刁恶道人章文秀”拒不交租,并“开单捏造官庵”,于万历十四年被县驳回,“拘秀出庵别往……原买游小奴杉山所垦出田,并入庵内,听从陈氏另行朱明福、郑志同管守坟”。邵武何、徐、叶、吴四姓,明代同建南山“普济庵”,招僧看守山场,“设有各祖先牌位”。清乾隆末年,“遭远近不肖之徒串秃僧祯悟,舞弊残害,酿成讼端。始拘于捕厅,继控于军府、县宪,暨上制台,均叨批县讯究。随蒙县宪郑讯断,押退该僧,追限不肖等缴吞租谷,并饬另举妥僧住持”。此类僧侣对“施主”有交租的义务,对寺产则无支配权。清乾隆四十三年,“普济庵”僧人的“立承请字”称:“其庵中田园产业,俱本僧管理,不得荡败。”又有各种依附性的“规仪”,如称:“各施主祖牌仍照从前奉祀”;“每年正月初二日到各户贺春”;“每姓施主额定六年冬斋一次”;“僧人交家……每股一人到庵饮酒,以便清查交盘”;“山场所蓄竹木,不得私自砍伐”;等等。
明清时期,随着农业人口的剧增和林业商品经济的发展,闽北的山林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广阔场所。“凡山之广,可以种;山之茂,可以樵”。然而,各族往往以保护“风水”为由,不准垦种或采伐山林。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载:“我族坟林,厉禁卖,业经多年。前祠宇毁于发逆,佥议林创修,日辉等阻止;今族谱编辑,又议卖木为费,新等不允。皆保护荫木,为后世子孙计深远也。”由于山林资源为乡族组织所垄断,使之长期得不到合理的利用,严重地阻碍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闽北的城居地主,垄断了各大小城镇的房地产,据以坐食租利。乡族组织也不例外。清嘉庆三年,浦城县乡绅祝氏,一次捐入“南浦书院店房三十二座”,契价银近15000两,每年收租550余两,租钱70千文。泰宁县杉易镇欧阳氏,有店房71植,每年收租钱180余千文,清嘉庆十四年分家之际,留有“未分店房四处”、“未分房屋五栋半外又七间”,还有“未分园地、寮屋”等若干。有的乡族组织只占有地基,并不占有店房。浦城县“东海”徐氏的“文肃公十四股祭产”,有店房一座,咸丰年间毁于火灾,遂以基租与族人“监造店面”。光绪四年,店房卖与“城隍庙中元会”,徐氏与之立有“合同议字”,其略云:
自后中元会董至期向租店面者收纳店租二十二千文,徐应龙公裔至期亦向租店面者收纳地骨租十七千文,各管各业无异。
值得注意的是,闽北有不少乡居的宗族组织,也在城里置有房产。瓯宁县屯山祖氏的十三世“以化祭”,十四世“丽南祭”、“永庚祭”,十七世“世荣祭”,分别在延平城及建安城各据有“廨屋”一座,“俗称考试寓所”。这些“廨屋”平时用于出租取利,遇试期则供本族士人使用。瓯宁县“颖川”陈氏于明万历年间在建安城置有“廨屋”一座,直至清末“管业无异”。试见下引乾隆五十八年的“租批字”:
立租批人潘樟宝,因祖与父原向上洋陈夷亭太翁派下泰、衡、恒三大房边,承租得本城新桥头房屋,内连空坪一片,房屋二植……递年实纳租钱三千六百文。不拘迟早,逢学宪院试之期交纳……如有短少,任凭陈宅召租。
闽北乡族组织所占有的“庄房”、“寮屋”、“棚厂”之类,大多也以“赁人居住”的方式收租取利,兹不赘述。
高利贷剥削是地主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族地主也同样如此。闽北乡族组织的生息资本,有实物及货币两种形式。“社仓”及“义仓”之类的经营方式,以实物借贷为主。瓯宁县麻溪里的“屯山社仓”,由四十名乡绅捐置,“每遭凶歉,民艰粒食,令民夏受谷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按丁支借”。瓯宁县丰乐里的“社仓”,由潘、葛、杨三姓创设,“行三十余年,而仓粟已三倍焉”。在宗族内部,也有此类生息资本。建宁县《上坪关西(杨氏)族谱》的《祠谷记》载:
乾隆戊子冬,劝族人随力出谷,多者二石艾康宝,少者一桶。每岁生放,愈积愈多。于是,用之以修葺,用之以醮祭。至于饥荒之岁,赈救有所恃也。现已置买水田,为久远之计。
乡族组织的生息银钱,大多由“殷实”之户承领代放,或是“发典生息”。瓯宁县《屯山祖氏宗谱》的《丽南祭规条》称:“公众停积银两,交理事者承领生息,务有田作当。”浦城县北乡《达氏宗谱》的《族长伯荣公遗训》称;“匣内银钱,只许放于当祭者……清明放出,冬成入取利一分。如放有余者,(管匣者)当代祖经管,纳利一分,永远照式无违。”清道光年间,建安城的“广清节局”,共集捐生息本钱7800余千文,全部交“典商”经营,月息1分,年利近1000贯。
一般地说,乡族组织的高利贷活动,只是租佃经营的一种辅助形式,此类生息资本最终仍会转化为土地资本。瓯宁县《屯山祖氏宗谱》的《汉四公祭簿序》称:“本年所余之钱,培置田产。”政和县的《东平义学董事章程》称:“本年所余之钱,交存殷户,添置田段。”建安城“广清节局”的生息本钱,于“发典生息”的同时,“再议变置活业”。由此可见,乡族组织的高利贷活动,是乡族地主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闽北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乡族财产,如墟市、水碓、水坝之类,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甚大。顺昌县清河张氏,于明万历创建“禾口墟”之后,不仅历年征收店租、地租,而且持有对整个墟市的控制权。“墟界”之内,“寸土”悉归张氏所有,不容外姓染指。在这里,墟市既然成为张氏的族产,各种商业活动无疑都要受到宗族组织的干预。闽北的水碓及水坝之类,一般都归乡族组织所有,不许私人设置。因而,乡族组织对于当地的水运交通,实行了有效的控制。《闽瓯屯山祖氏宗谱》记载,在祖氏聚居的谢屯村前有一麻溪,村中各族分别于溪上建坝设碓,仅祖氏一族,共设有“碓厂连坝”五座。每年冬春之际,商人运木过坝,必须向各“坝主”交租,“补贴修坝之需”;乡中所设“社仓”,对此类“坝租”有权抽成,每年可得一百余两。同样,乡族组织在建桥设渡之后,对境内的交通也有权干预。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收录的《步月桥记》称:
明正德元年,善士林志高、丁士通、葛宗敬等捐资建造……乾隆乙丑,汀客张士华运木坏桥,禀县罚金七百两修整。并出示勒石,永禁京筒过境。
概括上述,明清时期闽北的乡族组织,以各种不同的名义,与地主经济直接结合,形成了庞大的乡族地主经济。乡族组织的经济收益,以地租、山租、店租剥削为中心,同时也辅之以高利贷及其他剥削活动。其经营方式,与私人地主经济并无二致,但可以借助于乡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强制,是一种得到了强化的封建地主经济。

二、从私人地主经济向乡族地主经济的转化
明清时期,闽北传统的私人地主经济已经出现了解体的征兆。闽北的各种乡族组织,通过提留、集捐、摊派、没收及购买等方式,促使渐趋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不断地转化为乡族地主经济。这一转化过程反映了闽北地主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大致说来,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明中叶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清中叶前后逐渐取代私人地主经济而居于主导地位。下面拟就族产与地方公产的形成途径及发展进程,略作分述。
闽北的族产主要用于祭祖护墓。明代以前,由于民间祭祖有诸多限制,容易干犯例禁,闽北各族大多把祭产捐入各种寺庙庵宇,祭祖护墓与敬神拜佛同时并举。因而,明以前闽北用于祭祀的族产,往往混同于寺院地主经济。明清时期,闽北用于祭祖护墓的族产,已经基本上与寺庙庵宇相分离,并逐渐分化为“特祭”与“合祭”两种形式;各族虽然仍有一些用于“豢养僧人”的“香灯田”,但在族产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
闽北用于“特祭”的族产,主要来自地主分家之际的提留,这是从私人地主经济向乡族地主经济转化的最重要途径。此类族产在明初已略有所见,至明中叶以后,代代设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在闽北的族谱中,一般都详细载明历代祖先所提留的祭产,下面试以年代较确切者列为一表,以期反映其发展速度与规模(见表4)。
说明:1.“族别”一栏,凡加括号者,表明其聚居地点;凡不加括号者,则用原谱族号。2.“定居年代”一栏,一般表明该族最早迁居闽北的时间;有的宗族在闽北境内多次搬迁,如再迁后重新排定世系,“定居年代”也随之改易,否则不变。3.“设祭世代”一栏,表明该族在此期间代代设祭,非持续设祭者不计。4.“田租“一栏的计量单位经过折算,方法如表1。
如表4所示,于唐宋之际迁居闽北的宗族,一般自二十世以下开始代代提留祭产;于南宋至明初迁居闽北的宗族,一般自十五世以下开始代代提留祭产。由此可见,闽北各族开始提留祭产的年代大致相符,其上限一般不早于明初,其下限一般也不迟于明末。于清代迁居闽北的宗族,开始提留祭产的代数就更低了。浦城县水南房氏,于康熙初年由山东迁居浦城,三世祖起元“始设祭产”,共提取租谷67担,租米172斗,店房5所,池塘5口、地基1片。第四世派分三房,设立三祭:“朝相祭”,提取租谷148担,池塘3口、房屋1所,地基1片;“朝卿祭”,提取租谷130余担,租米125斗,店房9所,山林5处,园地4片,池塘5口;“朝宝祭”,提取租谷100余担白石ひより。第五世以下,“各房均有各祭,因房分多,不及悉识”。泰宁县杉易镇欧阳氏,于乾隆年间自泉州迁来,清嘉庆十四年第一次分家,分别提取高祖“醮田”及主分人三兄弟“醮田”,共计租米150余石。此外,又提留山场10处,店房4处,园地及寮屋若干,以及“学田”、“排年管里田”等租米50余石。
明中叶以后,由于闽北的地主每次分家都要提留祭产,其总量经过不断地累积,就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了。但是,对于每一个家族来说,能否代代提取祭产,其发展速度与规模如何,又必然为各族内部私人地主经济的兴衰变化所制约。当一个家族衰落了,以至到了无产可分的地步,自然也就不可能提取祭产了;相反,如果这个家族再度兴盛起来,就可以一连几代大量地提取族产。因而,在闽北各族之间,此类族产的发展并不平衡。建阳南槎陈氏定居于南宋淳熙年间,八世祖伯坚于明正统年间开始提取祭产,其后代代设祭,至十三世设立74个祭产单位,祭租总额近2000担。顺昌上洋谢氏定居于元初,六世祖“始建立祀产”,其后,七至十二世均“未立祀产”,至十三世之后,又连续设立5个祭产单位,撮取租谷近千担(三千箩)。
不仅家族之间祭产的发展速度与规模不同,族内各房之间祭产的发展也是不均衡的。闽北有些较为古老的家族,历代分房不下数千,而能够为后人留下祭产的祖先不过数十人,可见绝大多数的宗族成员是无力提取祭产的。实际上,当地主的家庭扩大为房族之后,三、五代之内,贫富的分化就已经很明显了。浦城仙阳肖氏二十五代祖映甲,于清雍正年间提取祭租1700斤;二十六代,派下二房又分别提取祭租350斤;二十七代,派下仍然分为两房,长房提取祭租2000余斤、店房3所,次房提取祭租1000余斤;二十八世,派下分为9房,其中仅4房设祭,共提取祭租2万余斤;二十九世以下,从道光至光绪年间修谱时,仅一房设祭,提取祭租8000余斤。各个家族经过长期演化之后,大多数的族人穷困潦倒了,只有少数几房能够历久不衰。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每个家族都有若干特别兴盛的支派。在这些支派之中,由于历代持续不断地大量提取祭产,其总量可能达到相当惊人的规模。民国十九年浦城县的苏氏“分关”记载,苏氏历代所提取的祭租中,计有:曾祖“立殿公祭租额三百担”;祖父“成培公祭租额二百担”;父辈“卿云、垂民公祭墩租廿余担”;主分人苏吾楷于自有“额租千余石”中,又抽出“实额干谷二百余石”,“生为养膳、殁为祭产”,其余则“品搭均匀,分为智、仁、勇三关”。苏氏在四代之内,共提取祭租1100余担,此外,尚有祖遗“廷茂公书灯仙阳租五十担”,以及列祖“遗授”的公房5所、公山4处。苏氏“先世以务农创业”,其后“惠泽相承”,至苏吾楷当上“省议员”,成为地位颇为显赫的官僚地主。像苏氏这样一连几代大量提取祭产的做法,对于其他小地主来说,自然是难以企及的。然而,各个家族或支派之间的兴盛与衰落,总是此起彼伏,时有交替的;每当一个家族中出现了苏吾楷之类的大地主,便对祭产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闽北用于“特祭”的祭产,除了在分家之际直接提留之外,还有一些是由后人捐集的。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载:“上五代祖公向无蒸尝祭田,多由后裔鸠集捐金置产,以为醮祭及各项使用。”建阳《翁氏族谱》卷末《附识》载,二十六世祖翁荣,曾分别为高祖、曾祖、伯祖及各祖、妣设祭,还捐田“充入(始祖)墓祠,供办祭仪”。有的地主则在前代祭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充。浦城县《济美南阳叶氏家谱》载,叶氏一世祖遇华“颇称小康”,于乾隆年间分家时“抽出苗租”28担为祭产,其后杜兹肺鱼,诸子又“克绍前徽”,为之续置祭租80余担。浦城金章杨氏16世邦信、邦仁二兄弟,所遗祭租仅数百斤,其侄儿遂“捐租百石,以其半为邦信公子孙值祭轮收,其半为邦仁公子孙轮收”。在闽北的族谱中,大多把“恢扩蒸尝”列为“族规”或“族训”,要求族人尽其所能,或“因已有而益加扩充”,或“于本无而别为创置”。一般地说,这种由后人捐置的祭产规模都不大,其意义不是在于“扩充”,而是在于“创置”。
如上所述,明代中叶以后,闽北各族用于“特祭”的祭产,总是代代有所增长;到清代后期,此类祭产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上表所列举的16个家族,用于“特祭”的祭租共达13000余担,平均每个家族达800余担,个别家族则有数千担之巨。此外,还拥有数量不等的山林、房屋、园地、生息资本等各类财产。
明清时期,闽北建祠之风盛极一时。往往一村之中,“祠开数十”,甚或一族之内,“祠宇相望,其巍然祠为鼻祖者,盖不止二十一祖矣”。一般地说,各族在建祠之后,便随即捐置祠产,以备祭祀之用。这种祠产同样是由私人地主经济转化而来的。浦城《刘氏五修族谱》载,刘氏于明弘治元年建祠后,倡首人“又捐田二十亩为享祠费”。浦下沙郑氏于同治初年建祠后,因未置祠产,“合族于同治五、六年捐资公置德茂公祭田二号”,年征租谷十五担。在祠产形成之初,其规模大多较小;在祠产形成之后,各族又以种种方式使之不断扩充。浦城占氏“东门塘贤祠”的《增置春秋祭产小引》称:
祠内原有祭租百石,为春秋官祭之需……仍属不敷。于是复议,以公款余资置买田租共二十七担,增入祭产。而五房又复各筹常年的款,或出己租、或捐钱买田、或吊本房祭租。占氏扩充祠产的主要方式是按房派捐。据载,五房各“捐贴春秋祭苗田”租谷12担,一次共捐入田租60担。浦城水南房氏则按“祭”派捐,其《祠规》云:“而后凡值起元公,朝相公、朝卿公之祭,每祭实额租若干担,每担捐大铜钱三十文正……交清族长开销修祠为田之需。不用多出,亦毋得吝惜不出。”在闽北,最常见的派捐方式是收取“报丁钱”及“神主钱”,即族人新增男丁及送祖先牌位入祠都要交钱。瓯宁县《屯山祖氏宗谱》的《坤房继善祠冬至配飨序》称:
于康熙戊寅建造继善祠……继立蒸田数亩,仅供春秋二祭,而冬至之祭尚未举也……于是禀诸族长、商及族众,各捐钱四百,生利滋息,以为冬至之资。后各房遵昭穆入庙配飨,每公神位议充蒸尝银五两,永以为例。
祖氏“世德祠”建成后,因“春尝虽设,冬蒸未兴”,同样规定:“派下子孙送主入庙配享者,每位必充白金十两;子孙充名与祭者,每人必捐青蚨四百文。”据统计,祖氏自乾隆年间开此“捐例”后,“世德祠”共收“配祀”725名,其所得“蒸尝银”,分别归各祠“首事主之,或放息、或置产”。可见,祖氏扩充祠产的方式,是向所有的族人派捐,即“稽丁男而充公积”。5有的家族甚至向捐官出仕者摊派“喜钱”。《福瓯上洋陈氏宗谱》的《凡规》称:
吾宗祠支派阖族佥议:援例捐监者,应充喜钱二千文;捐贡者,应充喜钱五千文;捐职自七品以上者,应充喜钱十千文。永以为例,不得异议。
闽北各族的祠堂不仅有权向族人派捐,而且有权没收某些宗族成员的财产。清咸丰年间,浦城刘氏宗祠共没收族人遗产数百元,据载:
(咸丰)十年,源海公裔孙枝弟争继呈控,祝县主蒙批族房投处、充入祠铜钱四十千文;又源济公裔孙金培无嗣,将伊本房溪源公祭率充入祠光洋五十元;又有不知何房裔孙良才无嗣,无人为继,仅存苗租二十余担……查出入祠,得光洋百余元;又有月生之裔孙福季无嗣,无人承祧，苦置有苗田二十余担，被他姑丈王新贵所吞……除查用，多充入祠铜钱八十千文。
闽北各族的“族规”或“族禁”，都不准族人“血养螟蛉”及“妇亡纳赘”，若族人身后无嗣，选择继承人必须经族内批准，其遗产一般要捐献一部份入祠。如咸丰十年元月浦城杨明珠所立的《拨祠田字》中称:
兹锡环公摘孙成茂身故立祠，除经族立继外，议揭入祠苗田一百担，以为修借修祠之熏。自拨之后，议交公族房董理，不得侵私。亦不得另生觊觎。有的族人死后由族内公举继嗣者，其遗产则直接提留一部分为祠产。浦城占氏有一族人死后无嗣，“族众金议:择其支派稍近者承厥宗祧，将其遗产内拨出苗租一百八十三担，为祠内公项”。此外，当族人因其他财产纠纷而争持不下时，其财产往往也归祠堂所有。清嘉庆十二年，浦城杨氏有二人“互控争山”，族内“职员”杨大绅等呈报县官，经“讯断”后，“令杨铭勳将所争杨邦玉土名金章墙内后门山山场，充入绅等祠内管业”；为此，县府还专门“颁给告示”，“俾得召佃蓄留荫木”。摊派及没收，是私人财产转化为祠产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各族还有一些“饶财乐助者”，往往以自由集股的方式捐置祠产。建阳书林余氏为了扩充祠产，曾先后两次在族内集捐，组成了两届“缘首”。第一届“缘首”于嘉庆元年组成，共42人，“各捐出洋银五两正，交入祠内值首置买粮田，以扩蒸尝”;第二届“缘首”组成于道光十七年，共24人，“每名捐洋番十元置买田段，以便修缮祠宇，余好加增产亩，以扩蒸尝”。余氏原有祠租仅“皮骨米”24余桶，两届“缘首”所捐置的租米，共为180余桶，祠产因之而大为扩充。浦城占氏以置办冬至祭品为由，于嘉庆二十一年组成一个“冬至会”(又称“孝思堂”)，共集族众40人，购置“额租光谷”142担，“山租大钱”800文;同治至光绪年间，又以置办清明祭品为由，先后设立“追远”、“合志”、“敦本”、“承敬”4堂，每堂各“邀集”族众8人，分别捐资不等，用以置产收租或放贷取息。这些由集股而成的祠产，在经管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浦城占氏的冬至会，分5班轮管所置田产，“每班八人，值管一年。将递年租息所出，于冬至日备办祭品恭祀列祖列宗，各子孙馂余颁胙。除办祭完粮外，若有余款，四十人均分。”占氏清明办祭各“堂”，“年届清明祀日、凡堂内有名者，恭诣祠内助祭，每股男女各一人，共享馂余，有赢余者尽数颁胙”。祠产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可以在常费之外有所节余，依靠自身的积累从事扩充。邵武古潭何氏祠堂，存有乾隆至光绪年间的各类契约41纸，共计买田26处、山1处、房7所、地基10片，先后用价银1700余两。建宁县上坪杨氏祠堂，存有自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各类契约30余纸，其中除“捐田租约”外，该祠共买“杉棒苗山”1处、房基2大间、水田25处，先后用去“契价”铜钱lO0O余千文、白银100余两、光洋40余元，增置“古租”120余石。不过，闽北有的家族规定，祠产的收入除用于常费及修祠外，其余必须按丁均分，“年清年款，不得私存”。在这种情况下，祠产的自身增殖也就无法实现了。
闽北各族的祠产经过长期的积累，到清代后期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下面试以闽北若干宗族的祠产为例，列作表5，以资说明。
如表5所示，闽北各族的最早建祠时间，除少数理学家(朱、蔡)及名宦(李)的后裔外，都是在明中叶至清末，因而各族的祠产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的。祠产的数量一般都少于用于“特祭”的族产，但比用于“特祭”的族产更为集中。上表列举的16个家族.共建祠28所，置有田租3000余担，平均每族近200担，每祠达100余担;此外，又分别据有其他形式的祠产。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明中叶以降，闽北各族用于祭祖护墓的族产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至清代后期，各族用于“特祭”及“合祭”的田租总额，都在数百担至数千担之间。由于族产是由私人地主经济转化而来的，其相互消长必然导致地主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闽北地方公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时期，闽北有不少用于赈恤的“仓田”，“赈粜仓田”、“社仓田”之类。这些“仓田”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与官府的倡导有关,但一般都由民间自理,因而可以视为地方公产。由于各种“仓田”散居四乡,易为“豪猾士人、仕宦子弟”所把持,“乡官明知其然,而牵于人情,不能峻据”,因而,其发展颇不稳定。如建宁府属的各种“仓田”、“宋时俱废”;而延平、邵武二州军所属的各种“仓田”,历宋元、元明之变,至明初也俱成“废仓”。
明清时期闽北地方公产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明代后期及清代后期。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地方公产,往往是赋役的一种转化形式,主要用于各种地方公益事业。
明中叶以前,闽北一些较为重要的桥梁和渡口,由于关系到“朝贡宾旅之往来、赋役之供输、商贾货物之贸迁”,一般都由官府佥派役夫守护。同时,为了筹集修缮费用,有的桥、渡已置有田产。嘉靖《邵武府志》卷六《水利》载:
南家桥,弘治二年郡人都宪朱钦建。岁籍役夫一名,构仁智堂于桥南,置田一十五亩八分,别籍田地,为修守远之计金波旬花。明中叶以后,随着赋役制度的改革,力役逐渐改为银差,派役变成了雇役。由于地方官府经常克扣、裁减役夫的“工食”,此类费用遂单纯依赖于置产收租,从而导致了“桥田”、“渡田”之类的大量出现。咸丰《邵武县志》卷十一《津梁》载,城北浮桥建于宋代,“岁佥夫四名守之,以时缮修”;明中叶改为募役后,其经费完全依赖桥产的收入。至清咸丰年间,该桥每年收入田租200余石、地租钱14千余文;染石1架,收租钱3200文;店房12所,每年所收租钱不定。上述桥产的收入,每年用于雇募“守桥撑渡人六名,共给工食一百二十千文”;此外若有余资,则用于造桥船、换铁链,或继续增置桥产。
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之后,闽北还出现了其他用于公益事业的地方公产。永安县于明初开渠引水入城,“设水夫一名”,专司“补铲疏浚”;至万历末年,因“有汰役之令,而水夫坐免,圳渠竞为涸辙”;崇祯年间,县令刘某“先捐俸十两为士民倡,而士民踊跃奔命,各出金钱,购东门外等处田谷七石,并新架亭屋二间,计其入可供水夫每岁工食而止”。邵武县于明宏治年间设石枧引水入城,“募枧夫一名”;万历年间,“枧夫工食奉裁,郡城有产之家,复于其间装碓赁舂,截留而去”;崇祯十年,“乡绅魏朝明捐田五十二亩,充枧夫工食”;至清康熙年间,“田被隐匿,追偿田价,别买租米十石,其入给城内外枧夫及学宫膳夫,专司疏浚”。
闽北用于赈恤的各种“仓田”,自宋元之际废置之后,直至明代后期,始略有恢复。万历年间,建宁府推官郭子章的《修义仓记》云:
松溪……除公储外,旧无义食,今圭斋郡先生始建焉……仿朱子社仓法,东创义仓,西创义田,捐俸市田若干亩,买粟若干石……又檄八邑令各置仓。
此外,据康熙《松溪县志》载,明末松溪县有“举子仓六处”;明亡之后,“公田躏蹂,诸仓一无所有”;清康熙十三年,生员杨某捐资重建,改名为“生生所”,专门收养女婴。松溪县重建“义仓”及“举子仓”的做法,明末是否在闽北其他地区得到推广,未有明证;不过,直到清代中叶,闽北此类地方公产仍未见有大规模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养生恤死”属于地方“惠政”,历代官府都曾举办一些赈恤事业,借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清代闽北官办的备赈设置,主要是“常平仓”。但是,由于“常平仓”的存粮经常被官府移作他用,加上官吏从中营私舞弊,清中叶后大多已经严重亏损,名存实亡。因而,清代后期,荒年救灾主要依靠民办的“社仓”与“义仓”。道光十五年,建安县乡绅蒋衡发起创设“建宁郡义仓”,据称原因在于“常平仓废”。该“义仓”除积谷以待平粜之外,又陆续置有田产及店房、水碓等产业,并有1800贯本钱发典生息,“每年约计可得租钱八十千文之谱、息钱二百六十千文之谱、苗谷一百二十担之谱”。上述收入,主要用于“仓中绅士薪水、仓丁工钱及添置物件、完粮各杂费”,若有余资,则用作“买谷之需”,抵补仓粮的消耗。“社仓”最初由官府倡办,按规定每里各设一所。其经营方式,一般由民间认捐仓粮,于青黄不接之际出借,秋成还清本息。不过,也有些“社仓”是以仓、田相结合的。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收录的《丰乐大斗峰记》称:
丰乐斗峰寺,潘、葛、杨三善士所重建也……光绪末季,僧人不守清规,将各善士助田私行擅卖……追田驱僧,另聘和尚主持。寺田以百石为主持薪水,其余一百余石就地设立社仓。三姓各氏一、二人,到仓场监收。
官办的“常平仓”与民办的“社仓”、“义仓”之间的代兴,充分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官有经济的衰落,其职能已为乡族地主经济所取代。
清中叶前后,闽北出现了大量的书院及义学、义塾之类的地方教育机构,从而使各种“学田”的发展异军突起。清雍正六年,曾“令闽广正乡音,郡县各设书院教习”。在闽北,尹惠熙此类“正音书院”的存续时间不长,但为后来各府、县书院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清代闽北书院,据有的产业,规模十分惊人。如政和县“云根书院”,每年收租谷2100余石;浦城县“南浦书院”,每年收租谷1200余石、房租553两又70千文、山租15千余文,光绪年间,又拨归“鳌峰书院余款”300余两。
清代后期,不仅闽北各府、各县普遍设有书院,而且各乡镇也大多设有书院或义学、义塾之类。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近数十年来,各乡先后创建书院,星罗棋布。”这些由各乡创建的书院,其前身一般是义学或义塾。浦城县东乡的“富沙书院”,肇始于乾隆年间,由高泉里巡检司“拨充田租六十余石,建义塾”;道光二十一年,义塾毁于火;同治四年,“绅士徐兆珍等倡捐书院”;至光绪年间,共置有田租460余石。有些规模较大的义学,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教育基金组织。政和县的东平镇义学,“置田八百亩以赡生徒”,此外,“其修葺书院,春秋两社并斋夫(工食),亦一切在义学内动支”。东平镇义学还附设“科甲田”,又称“宾兴田”,每年收租谷700余桶,专门用于士子应试之需。其《宾兴章程》规定:
除完纳(钱粮)外,届乡、会试正科,将两冬所收尽数为秋闱士子之需,将一冬所收尽数为春闱公车之需。不拘人数多寡,统行均分,以杜侵蚀。
“科甲田”之类的收益,由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分享,有时其中又作区别。浦城县有“宾兴田”计租380余石,“每逢乡试,将递年租谷出息,除完粮外……按文、监生名数匀给”;又有“公车田”计租90余担,“积存谷银,遇会试之年,按文举人名数匀给”。此外,在各书院及义学之类的地方教育机构中,一般也有专门用于乡试及会试的固定收入。
明清时期闽北的地方公产,主要来自于乡绅阶层的捐献。在闽北的各种地方文献中,此类记载可谓不胜枚举。这些乡绅通过捐置地方公产,广泛地参与各种地方事务,从而日益扩大其社会影响。政和县东平镇的乡绅宋捷登,捐产的范围从本乡、本县直至府城、省城。诸如设立义仓,倡设义学,广捐宾兴经费,乃至“邑中修文庙、修县志、重建星溪书院,建郡修明伦堂、修城池,省垣修贡院、修省志,每襄其事,辄出重资,为一邑先”。因此,宋捷登在乡里拥有很高的威望,“里中有争论事不诣官府,咸至其宅解之”;在他死后,又获“崇祀乡贤”。值得注意的是,闽北的地方官凡有所为,都要求助于乡绅。崇安县《五夫子里志》载:
彭式贤,名宙训,邑庠生……其五世祖公作邑,历年久,圮不治言默戒,毅然直往,重新其宇。邑之盐埠捐造浮桥、阳邑左令将修童游桥、瓯邑章令议修丰乐桥,闻其高谊,俱以书至,悉捐金并杉木往襄之。其他修城工、修贡院,不惜重资。立书院,又助田百石。嗣因延建邵道创学院、修考棚、修富沙万寿宫,又惠然乐助,并赞其成。前后共费四千余金,当道为请于列宪题表。
在地方公产的发展过程中,乡绅阶层的社会职能日益加强,而官府的职能则不断地削弱了。有些地方公产的来源,颇具有强制性的色彩。民国《政和县志》卷十三载:“向例,凡非本籍而侨居久、置产丰、有子弟与试者,乡先辈必劝其酌捐租谷,佐宾兴费。”道光三年,政和城大火,管理“护城田”的“董事”秦蕴等人,“劝绅士杨日瑞等捐资,置买田若干亩,召佃四人分界护守”。此外,有些乡绅于捐献地方公产之际,往往带有附加条件。民国《建瓯县志》卷二十引《征信录》载:
同治己巳、壬申两次,岁贡郑贲以自置田谷五万六千斤、并庄屋统交义仓绅董管理。前议:除递年抽出谷三万二千斤给贲家用外,更有租谷二万四千斤,承管收租兼雇工挑力得一半、仓中得一半。如遇歉收、佃欠,在仓中与承管数内扣除。先后立凭据议字,并检田庄各契据,缴在公所……另,郑贲喜充母银四百四十两,以抵完粮之需,癸酉、丙子缴银二百九十两,尚有一百五十两未缴;更有丁前府发、堂断黄葆泉还郑贲光绪十年期银二百两。
郑贲捐入义仓的5万余斤“田谷”,每年只有1/5归义仓收入,其中还要扣除“歉收佃欠”的部分;郑贲则不论“歉收佃欠”、也不必“承管收租”,每年固定收入3/5的田租。在这里,郑贲实际上是借助于义仓“公所”的势力,有效地实现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各种地方公产形成之后,同样可以依靠自身的积累而得到增殖。光泽县善利坊义仓的《誉契簿》,录有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典、买田契35纸,前后共置田110余亩,计“送城正租”180余石,用“契价”银667两、钱985千文。建安城奉祀“五谷真仙”的“绥丰”、“庆丰”两轩,于光绪十九年由两轩“董事”同立石碑,开列咸丰十一年以后的“续置田段粮产”,共买田11段,年收“大小苗谷”100余石。在闽北的其他地方文献中,有关各种地方公产的“续置”、“增置”或“新置”的经过,一般都有详细的登录,恕不一一列举。
概括上述,明中叶以降,闽北各种形式的乡族地主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持续的发展。尽管各种乡族地主经济的产生途径不尽相同,但寻根溯源,无非都是私人地主经济的转化形式。正因为如此,乡族地主经济直接继承了私人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两者在性质上是同一的。在明清时期闽北的地主经济结构中,从私人地主经济向乡族地主经济的转化,是一个长时期的运动趋势,而且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我们曾对清中叶以后闽北若干地主家庭的“分关”作过分析,发现每次分家时所提留的族有田租,比重都在20%以上,平均达37%。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乡族地主经济的迅速增长,也看到了私人地主经济的分崩离析,二者的盈缩适成对比。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还无法精确地描述闽北地主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但也有理由推论: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经过近三百年的积累,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规模已接近或超过私人地主经济,从而跃居于主导地位。

三、乡族地主经济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
明清时期的族产与地方公产,具有乡族公共财产的外观;由此往往引起误解,以为乡族地主经济是公有经济,或是混同于农村公社所有制。我们认为,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并未改变地主经济的私有制性质;就其所有权的构成而言,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公有制经济,是以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为基本特征的。明清时期的乡族地主经济,建立于阶级剥削之上,因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经济。农村公社的所有制,具有公有与私有的两重性;这时虽已出现阶级分化,但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尚未完全被剥夺。在明清时期的乡族地主经济中,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毫无所有权可言,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农村公社的所有制。
“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乡族地主经济的地租分配,大致上可以分为“轮收”与“公管”两种方式。前者是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后者是共同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
前已述及,在宗族内部,族产的权益分属于各种亲疏有别的亲属集团。在这些亲属集团中,由于族产的权益必须按房均分,因而大多采取轮收的方式,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
在各个亲属集团中,由于族产的权益代代都要按房均分,因而,其共有者必须在既定的世代系列上,依据不同的分配层次轮流收租。瓯宁县璜溪葛氏,自六世祖佛童以下,派分“文、行、忠、信”四房;第七世,“行房”单传,设“添禄祭”;第八世,设“荣善祭”,由派下“京、淳、熙、忠”四房轮收;第九世,“京”房设“吉水祭”,由派下“辅、轫、轼、轮、辙、”六房轮收;第十世,“辙”房设“国辙祭”,由派下“明、魁”两房轮收(后分立);第十一世,“明”房设“明极祭”,由派下“顺、碧”两房轮收。对第十二世“顺、碧”两房来说,只能按照各自的“房分”,分别在不同的分配层次上,对历代直系祖先的祭产持有轮收权。
由此可见,族产的权益分配具有多层次的特征:一方面,历代祖先留下的族产,都必须由派下子孙按不同的世代层次分享;另一方面,派下子孙对于不同世代层次的族产,只能持有不等量的所有权。可以说,此类乡族地主经济的所有权构成,是一种多层次的按分共有。
在轮流收租的情况下,如果有“顽佃”抗租,共有者之间仍然需要进行协作。浦城县《高路季氏宗谱》的《万年公祭规》称:
一议:登租设一总簿,轮流执管以查佃欠;值年自立流水一本,冬成共登总簿,交后年值祭之人执管……
一议:各房历年收余佃欠,除值年收清外,再收佃欠若干,抽出三股以酬值年任事劳顿;余七股各照值年所欠多寡派给,以示平允。
共有者内部的权利与义务,同样也有明确的规定,并以契约的形式给予确认。顺昌县上洋《谢氏宗谱》的《荫鹏公祀产增广章程》称:
设祀产簿五本,分与德、利、用、厚、生五房,各执一本为据。各系一手笔迹书写,并加勘合,又于开载产业后列名画押。除五房各执一本外,另设值祭簿一本,俾五房轮流交接值祭,毋许擅匿……本簿开载祀产谷石,谁说穿越好许值祭者收入以供祭费,所有田产应完地丁银及仓米,着值祭者理完。
春祭备席请五房众男子钦福;秋祭唯与祭者钦福。
春祭先一日,值祭者办米果,各大房给八片,各小房给四片……
在族产的共有者之间,围绕着族产的权益分配,往往产生种种复杂的矛盾。因而,只有借助于宗族组织的强制力量,才能有效地维护共有者们的既定权益。建阳县《袁氏宗谱》载:
宏基公、宗臣公、绍武公、吉卿公各祀田,从前竟有轮值者不祭扫、并不完粮……贻累宗族。今合族房长公同酌议:如有轮值祀田胆敢不完粮、祭扫者,则以后轮值年分,将其苗谷概收入祠充公,以作之文武书灯、宾兴,永不准其轮值。
在各种地方组织中,凡属由集股而成的地方公产,一般都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清道光年间,邵武县古潭村的“将军会”,卖给“杨氏祠堂”一处水田,据称:“其田浣滨二股、效怡一股、驭云一股、翅梧一股、鹤龄一股、效祖一股,会上共八股(按:此处数字疑有误)。”这种按份共有的地方公产,同样可以采取轮收的方式。邵武书锦里的黄、李二姓乡绅八人,于明崇祯初年组成“文社会”,“犹虑其继之难久,是以酌议,各助纹银二两正,历年放积”;崇祯十年,“将银付出买租数石……存众轮流管理”。在共有者较多的情况下,此类地方公产往往不实行轮收,而是分“班”。邵武书锦里的“祝延上寿会”,创自明万历十八年,其初仅有黄、李二姓“倡首”六人,
“敛银五十两,买田米二十石,以赡其费”;每年中秋节,“蒙公举乡杰,请同簪花饮酒,日后子孙各世领上寿一桌”。至清康熙十四年,又先后有宁、张、聂、谢、陈、叶等姓“助田”入会,遂分作三“班”,每年各于八月中秋、六月初二、四月初八办理“上寿”;其田产由各班分理,但颁胙并不分班次,只按“助田花名”。此类地方公产的股份,在宗族内部可以代代相承,也可以按房轮收。如浦城县水南房氏的“朝卿祭”,对“天后宫”、“崇安帮”及“积庆堂”的公产,均持有股份,“递年应领胙肉各三斤”,由派下五房“各领一年”。
在宗族内部,随着世代系列的推演,族产的权益不断地细分化了,其所有权的份额往往难于辨析。因而,轮收逐渐地改为公管,按份共有也就相应地演化为共同共有了。例如,瓯宁县屯山祖氏十九世“勤、俭”两房,对于历代祭产持有的权益,可图示如下:
说明:1.十二世“汉祭”未置祭田,但存有生息钱70余千文,故加括号以示区别。2.“勤”或“俭”房的所有权份额,系表明“勤、俭”两房分别对各祭产所持有的所有权份额。其计算方法为1÷该祭及以下各祭所有权份额的连乘积。例如:十八世“盛文祭”,“勤、俭”各得1/2;十九世“世荣祭”,“勤、俭”各得1÷(2×2)=1/4;以此类推。
如上图所示,对于“勤、俭”两房来说,自第十八世以上历代直系祖先所留下的祭产,都包含有他们的一定份额的所有权在内;然而,自第十四世以上列祖的祭产,其所有权的份额分别只占几百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很明显,当族产的所有权份额增加到一定的限度之后,其共有者们便不可能继续进行“轮收”,而是必须实行“公管”。据记载,屯山祖氏第十七世以下的历代祭产,大多都是按房“轮收”的;第十四世至第十六世的历代祭产,大多是“轮收”与“公管”相结合的;第十三世以上的历代祭产(包括祠产及香灯田),则都是实行“公管”的。在这里,由按份共有向共同共有的演化轨迹,是清晰可见的。
族产从“轮收”改为“公管”之后,其地租收益仍归共有者支配;但不是每个共有者都能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而是必须借助于某些代理人,统一进行管理和分配。浦城县北乡王氏的“受益祭”与“周祖母祭”,原有祭租350余担,由派下7大房、17小房轮收。清光绪十七年,“抽出额租五十一担五斗正,拨入祠内为历年冬至香灯、修理需用之资”,光绪二十三年,“抽出书灯计额租二十一担六斗,系为奖励本七房裔孙读书而立”;光绪二十九年,“抽出额租七十担,拨与谦孝祠收理,以为递年完纳粮米、清明祭扫以及丁钱、酒食之需”。上述抽归公管的田租,除书灯租由“七房子孙读书入泮者收理”外,“所有祭租、粮米以及祭扫坟墓需用,永远归祠堂董事经理,七房子孙向后不得另生枝节”。
实行公管的族产,其管理者必须在共有者中推举。浦城县北乡王氏的《议字》称:
两款祠租,均系受益公、周氏祖母祭纳入,外房并无升斗在内。为此,递年收
入、支出,概由受益公派下七房裔孙互推经管,所有外房子孙概不得干涉、经理。
在共有者之间,只有“委系殷实、公正、能事者”,才有资格承担管理之责。一般地说,此类族产的管理者,必须实行定期轮换,“不许久归一人承理,致滋弊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族产仍须按房轮管。浦城县《占氏族谱》的《族诫》规定:“公置祭田,六房轮年照管,于各房中各举家资丰厚、为人稳实者经理。”有些亲属集团的“公管”族产,则分别由各房自理,遇事临时向各房派款。浦城县黄柏山崔氏,于清嘉庆年间,由“亨、贞”二房合建宗祠,并随即“采买租田存祠,分派亨、贞两房查理”,其《祠规》称:
各房祀田租谷若干,并山地赁租若干,惟各房自择贤能而家厚者,各立一人经理收租备祭,一人经理账目。其于每岁粮米、蒸尝、分胙外,如有公项动用,经理者通知各房集议,务其踊跃。
各族管理公产之人,尽管都以“殷实”、“贤能”见称,却往往把族产视为利薮,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浦城县《周氏宗谱》的《题周氏家祠记》称:
慨自同治六年修祠告竣,族议三乐、三畏殷实可恃,遂将祠租举之管理,储为
修谱需用。今岁纂修家乘,非特缘捐不缴,且吞兴祠租数十载,瘠祖肥己。
周三乐、三畏之辈,公然“瘠祖肥己”,可谓豪夺之一例。顺昌上洋谢氏的“司理祠内公项者”,则全凭巧取谋利。试见下引同治四年的《上洋祠堂合同议字》:
查自道光十七年公算以后,寝不公算。以前簿载祠内公产出息,除开销外,每年可余数百余千,迄今二十余载未算,急应集祠公算等情。质之司理公项之寿臣,据称:咸丰八年,长发逆匪攻陷上洋,杀人、放火、掠掳,存支各簿并契券俱失……产业无契可稽,失迷在所不免……查发逆退后,寿臣曾寻获原遗公产字据一箱,何以匿不首先吐纳?迨至众论腾沸,指攻获箱,始认交出……兹同公亲公议,令寿臣酌捐己田入祠示罚,以昭炯戒!
据载,谢寿臣捐出“己田”计租二百余箩,但咸丰八年以前的历年账款“概准抹消”,由此“寿臣亦踊跃乐捐”。由此可见,“公管”的族产为少数人把持之后,则无异于私产。
在地方组织中,凡属共同共有的地方公产,一般都由“绅董”专事管理;在“绅董”之间,往往又分若干班次,轮流管理。政和县的《东平义学董事章程》称:
凡料理公项,轮班则有蚕食之虞,独理则有鲸吞之虑。积年既久,董事视为私物,佃人只识一主,则独理之弊尤甚也。公议:分为人、文、蔚、起四班,每班二人,轮年值理。
各班“董事”的职责,在于经管当年的“钱谷出入”。在此范围之内,“所有应办事宜,惟董事主议”。各班“董事”的经营情况,要受到全体“董事”的监督。“凡值年者出入钱谷……揭榜示众”;“每岁集董事,秉公核算”。若有非常之事,则由全体董事共同负责。如《东平义学规约》规定:“如有佃欠,董事集同人清查,禀官究追。”
有些规模较大的地方公产,其经营情况要受到官府的监督。《征信录》所载建郡义仓《拟定章程》称:
向来建郡办理义仓,责成专在绅董。虽出入钱银谷石,随时报府,事权究属偏重。兹定:延新在籍绅士数人为正、副董理,将仓谷、账目一切事件交其承办;临办时,诸董先议妥洽商、由府准行,并派员会同办理。
此类管理办法,称为“合官绅以商事宜”,其经营之责仍在于“绅董”,官府只有监督之权,而不能起支配作用。据载:
义仓银钱谷石,乃阖郡捐充,所积系属公业。官专稽察,绅司出纳。各绅董擅将仓款挪借官用,惟绅董是问;绅董私自挪用,众请官追缴。凡一切支给兵米,别项转输,不准将仓谷动用。
可见,此类公管的地方公产,与官产具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不可一概而论。不仅如此,“绅董”组织对于此类地方公产也只有管理权,而不持有所有权。由于“绅董”之类是由各种地方组织“公举”的代表,因而,只能将有关公产用于各地方组织的公共消费,而不得“私自挪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种地方公产的发展,“绅董”之类的管理职能日趋复杂,逐渐地演化成为一种需要支付报酬的职业。在各种有关地方公产的管理《章程》中,对于“绅董”的报酬办法一般都有详细规定。《东平义学董事章程》载:“董事酬劳依旧章,每年钱二万文,二人理则二分之。”《东平宾兴章程》载:“议岁收租谷等项……抽存一股,聊酬董事之劳。”建郡义仓的《拟定章程》载:“正董绅士年薪一百两,副董绅士年薪六十两……司事月薪四千文;年、节敬各一千文。”很明显,对于受聘而来的“绅董”来说,不管是专职还是兼职,管理地方公产都已成为一种谋利手段,而不单纯是一种“义举”了。
应当指出,乡族地主经济的收益,除了用于乡族内部的公共消费之外,往往“尚多利泽”,由共有者直接分享。因而,乡族地主经济既是私人地主经济的补充形式,又是私人地主经济的特殊形态。
一般地说,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其收益大多由共有者直接分享;共同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其收益主要用于乡族组织的公共消费。瓯宁县屯山祖氏,于清康熙初年设立“丽南祭”,由派下“元、亨、利、贞”四房轮收,“归完粮办祭外,尚多利泽”;嘉庆二十年,抽出“苗谷”167箩,又“苗银”10余两,“公举公廉正直者每房二位,近前承理征租、完粮、完苗、办祭,余剩者存众修理各田溪、坑埂及田界各项”;此外,尚有未抽“苗谷”325箩,“廨屋”1所,“仍听房分轮收”。由此可作如下估算:嘉庆二十年以前,“丽南祭”用于公共消费的收益,约占34%;由各房在轮收之年分享的“利泽”,约占66%。嘉庆二十年以后,“丽南祭”中公管的祭租,基本上都用于公共消费;由各房轮收的祭租,是不必作任何支出(包括“完粮”等项)的纯收入。很明显,前者是私人地主经济的补充形式,后者则是私人地主经济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于轮收的祭产“利泽”较多,共有者较少,因而在连续设祭的情况下,其收益往往十分可观。浦城县“东海”徐氏二十六世“羲斌祭”,提留祭租100余担;二十七世分两房,设“起鳌祭”及“起鲲祭”,共提留祭租240余担;二十八世分7房,每房每年约可收祭租50担。瓯宁县屯山祖氏十九世“勤、俭”两房，仅从十七及十八世直系祖先的轮收祭田中，每年各自可收租270余箩;如果加上十四至十六世直系祖先的轮收祭租，则每年平均可收租300箩以上。对于这些祭租的共有者来说，即使私人地主经济完全破产了，仍可借助于共有的族产而坐食租利。
严格地说，乡族地主经济的共有权，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和存在。在共有者内部，一旦出现了阶级分化，就必然引起共有权的相应变动。浦城县北乡王氏的“受益祭”与“周祖母祭”，于光绪年间抽出公管的祭租和书灯租后我侬词，尚有200余担田租，“又将各佃品搭均匀，七房值收子孙小股拈阉为定，各有应收之佃，不得越占紊乱”。其所立《议字》称:
每见富家依户分析田产，必抽清明祭祖为子孙百年虑。当其家门全盛，子孙饶裕，轮收值年依章行事，颇沾利益。及至产资退败，房倒房兴，游惰孙男或于前数年将值收蔡租预拨他人收去。追轮值年家无粒谷，贫乏依然，反将值年课粮逃欠不交，山中祖里祭扫废弛，以致根差催拘，家庭构讼。是祖宗置祭租以益子孙，子孙反因祭祖而累辱祖宗也。
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在受到瓜分之后，便随之趋于瓦解;但是，这种瓦解又往往是不彻底的。王氏于瓜分祭租的同时，又提留了公管的族产。据称:“良法美意，莫如此举。”一般地说，公管的族产主要用于宗族内部的公共消费;这种公共消费不会因阶级分化而消失，只会因阶级分化而增加。另一方面，公管的族产只能由族内“殷户”管理，而且可以随时替换，因而，“房倒房兴”只会引起管理权的移转，而不会引起共有权的破裂。在公管的情况下，“颁胙”及“饮福”是共有者参与分配的主要方式。不过，在有些亲属集团中，只有少数特权分子才能分润。浦城县《东海徐氏宗谱》的《前街伏元公祠祭典》称:“祠产内出息无多，颁胙良难遍给，惟有职事者理应受胙。”瓯宁县屯山祖氏的“丽南祭”，于嘉庆年间“公抽之后”，其《新立丽南祭薄序》称:“只理事者自己致祭、算账、饮福，不必充丁颁胙。”此外，有不少宗族规定，族产的共有者死后遂失去其有关权利，“新丁”必须重新交纳“丁钱”，才能参与此类分配。顺昌县上洋《谢氏宗谱》的《汝贤公祭墓章程》载:
春祭，司祭者先一日办糖饭，名“丁饭”；秋祭，司祭者先一日办米籼，名“丁饭”。每祭每丁给一斤，身故者开除……所有新丁，应捐添喜钱文，亦于是日交纳，不交者不给丁饭、丁籼。
由此可见，在公管的名义下，族产的权益为少数特权分子所据有;普通族人的共有权，逐渐地被剥夺了。
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不仅可以抽归公管而免于瓜分，而且可以通过分股买卖，使共有者得到部分的调整或改组。试见下引一件乾隆五十七年的“断卖皮骨民田契”:
立断卖皮骨民田契字人何天赐，今因无钱应用，特将祖上遗下皮骨民田……二处，共载官粮一升正。其田原系三股，今天赐抽出父承买普良一股，欲行出卖，托中引至本祠伯继公支下长衍六股人等戛积银两处近前承买为业，以为祠内修理之费，当日经中三面言定田价纹银四十五两正。
在分股买卖族产的权益之后，共有经济并未瓦解，而是进一步得到了稳定。一般地说，宗族内部分股买卖此类权益，是一种相当正常的产权转移行为。建阳“颖川”陈氏的“英贵二公蒸尝田”，其权益曾按不同的份额，在族内流转了几百年。据载: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房子孙文高、文魁、德忠，同买到邵武五都叶家窟人陈璋生晚田连骨米三石官……卖主抱耕，递年交租苗六担正。清雍正年间，文约公之子孙士福，分卖去二箩;文魁公子觉圣份二箩，卖与丈顺之裔孙士毅、士俊;士毅之子光亨，将其二箩田复于乾隆年时尽卖与士俊一人，与文高房同收。
在有些情况下，族产的权益经过分股买卖，为个别族人所据有，也会导致共有经济的瓦解。浦城县占氏的“洛公祭田”，历经转让和买卖，最终演化为“私业”。据载:
此田系温、良、恭、俭、让五房轮祭。温、俭、让三房，将股内祭田契卖恭房十九世孙世潮管业;世潮因无力难应差徭,康熙年间呈县,愿归良房二十一世孙让君管业……世潮之子良祯,又将自己恭房一股祭田,并恭、俭、让三股祭田,统卖让君归一管业。乾隆年间,俭房二十二世孙本宽出而告争,致让君之孙道济等控县、控府、控司,讼累多年……续经处息,详结完案。是四股之田名为祭产,其实私业。
在族产分股卖给外人的情况下,往往导致共有经济的破裂,因而必须先征得共有者的同意,“先尽房亲人等”。为了避免引起其他纠纷,在共有者之间,还要立下合同字据。顺昌县上洋《谢氏宗谱》的《诚斋公续增祀产引》称:
岁丙申,仁房堂兄龙洋,与晋江盐商周联辉构讼。维时众商蜂起,以财势相凌……龙洋未如之何,乃计及于瑶亭大父祠内公产,并书田出息银买有田,年可收租谷七百箩,倡议分析,变价以济。予迫于事势,不能阻也。因听其品搭腴瘠,作仁、义两房平分,书立合同据并声明字,各执为凭。除仁房分入即卖外,予义房得田十五段,计谷三百四十六箩。
不过,在分股买卖的情况下,即使有一部份族产的权益流于族外,族内的共有经济也不会完全瓦解。浦城县占氏的“泗公书田”,原由派下“乾、坤”两房共有,清光绪十三年,“坤元公裔孙大弟、乌弟等,从额内拆去额租二千九百五十,公同卖断与季姓”,还剩下一半书田,则由“乾元公房裔孙执理”,至于坤房族人,“无论入泮与否,不得干涉”。
此外,在买卖双方都是乡族组织的情况下,产权的转移仍未改变共有经济的性质。瓯宁县璜溪葛氏有一段四房共有的开路醮田,每年收租谷七担,但在九年之中只能收租四年。据载:
此田原系张潮林等祭田,分为日、月、星三房轮收,而日、月、星三房又各分三房,共计九年作为九房(轮收)。葛达高买去四房,葛荣林买去五房。荣林交上冲寺作九月二十九日为办供之费。在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中,有关权益的分股买卖, 是一种经常性的地权运动;正是通过这一运动方式, 使共有者不断得到调整和更新, 从而维持了共有经济的稳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有者内部阶级分化的发展, 同时也证实了乡族地主经济的私有制性质。
概括上述, 明清时期闽北的乡族地主经济, 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在共有者内部,分别采取轮收或公管的方式, 实现了对地租的占有和分割。轮收的乡族地主经济, 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 其共有者可以按既定的份额, 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公管的乡族地主经济, 具有共同共有的特征, 其共有者只能借助于某些代理人, 间接地行使自己的所有权。私人地主建立共有经济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共同执行再生产过程的某些职能, 而且是为了逃避破产的命运。因此, 乡族地主经济既是私人地主经济的补充, 又是私人地主经济的变态。共有经济不能阻止共有者内部的阶级分化, 但却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某些机制。共同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 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对分离, 阶级分化只是引起了经营权的移转, 而不会直接导致共有权的破裂。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 往往因阶级分化而瓦解;但是电鲶,在改为共同共有或分股买卖有关权益的情况下, 共有者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和, 从而重新趋于稳定。乡族地主经济的共有权, 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和存在废物老师 , 也只能在运动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

四、结语
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 体现了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从所有权的归属来看, 乡族地主经济可以分为族产与地方公产两大系统;前者是宗族内部各个亲属集团与地主经济的结合, 后者是由乡绅支配的各种地方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结合风荷传说。从社会功能看, 乡族地主经济主要用于祭祀、教育、赈恤及其他公益事业, 因而也有祭产、学田、义田、役田、桥田、渡田等等名目。族产是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重心, 祭产又是闽北族产的主要成份。乡族组织的经济活动, 以地租、房租剥削为中心, 同时也辅之以高利贷及其他剥削活动, 其经营方式与私人地主并无二致, 但可以借助于乡族组织及国家政权的保护, 对农民直接实行超经济强制, 因而是一种得到了强化的封建地主经济。
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 是从私人地主经济转化而来的。闽北的族产, 主要来自分家之际的提留。明中叶以降, 闽北的地主每次分家都要尽可能提取祭产, 代代设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从而造就了大量用于“特祭” 的族产。闽北各族的祠堂, 有权向族人派捐, 甚至有权没收某些族人的财产, 加上族人“饶财乐助” 及祠产自身的增殖, 使此类用于“合祭” 的族产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到了清代后期, 闽北各族仅祭租一项, 往往达到数千担之巨, 此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山林、店房及生息资本等族产。闽北的地方公产, 主要来自于乡绅阶层的捐集。明中叶前后, 由于赋役制度的改革, 闽北出现了各种用于公益事业及用于祭祀的地方公产;清中叶前后, 随着书院之类的地方教育机构及各种赈恤事业的兴起, 地方公产的规模迅速扩大。乡绅阶层在捐集地方公产的过程中, 广泛地参与各种地方事务, 日益扩大其社会影响, 官府的职能反而削弱了。从明中叶至清中叶, 由于私人地主经济不断地转化为乡族地主经济, 闽北的地主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乡族地主经济逐渐取代私人地主经济而占居主导地位。
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 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乡族地主经济的地租分配, 有轮收与公管之别;前者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 后者具有共同共有的特征。在宗族内部的各个亲属集团中, 由于族产的权益代代都要按房均分, 因而是一种多层次的按份共有。但是, 在世代层次较多的情况下, 族产的所有权份额不易辨析, 轮收变成了公管, 按份共有变成了共同共有。在各种地方组织中, 由集股而成的地方公产, 同样是按份共有;来源较为复杂的地方公产, 一般是共同共有。地方公产主要由“绅董” 代管, 在“绅董” 中往往又分班轮管。乡族地主经济的收益, 有两种不同的用途:一是用于乡族组织的公共消费;二是由共有者直接分享。就前者而言, 是私人地主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就后者而言, 是私人地主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共有者之间, 一旦出现了阶级分化, 乡族地主经济便随之趋于瓦解;但是, 通过分股买卖等产权运动方式, 其共有者可以不断地调整与更新, 从而重新趋于稳定。
本文的分析表明, 自明代以降, 由于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 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了强化, 同时也阻碍了阶级分化的正常发展, 从而延缓了封建土地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解体过程。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原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释从略。
编 辑：李建明 吴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胡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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